“笛曲”立意很好,尤其末章出色。“折梦”有些好意象。我特别喜欢较浓缩的“岁月山”。 1984年3月12日,我大弟浦大邦教授自美国飞台北开科学会议,因太劳累欠睡而突倒下不起。周教授知道了来信慰问,...
周策纵教授以《五四运动史》一书闻名中外，早年和我相识于纽约市的“白马社”，那是缘于对新诗的创作和喜爱。
“白马社”诗人周策纵教授，于2007年5月“五四”后三天仙逝美国北加州。“白马社”何其凋零，又一匹白马飞天而去，令人惆怅良久，难以释怀。
周策纵教授以《五四运动史》一书闻名中外，早年和我相识于纽约市的“白马社”，那是缘于对新诗的创作和喜爱。四十多年后我们多次见面及书信来往，是缘于他慷慨捐赠毕生珍藏的中文书近万册，给我任职的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2004那年，我们还合编出版了一本新诗集《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为“白马社”留下点滴历史的痕迹。这诗缘书缘，真是难得，我永远珍惜。
翻读《周策纵旧诗存》(2004年香港出版)，但见第六十八、六十九页有“因风三首”诗，其注云:
一九五六元旦，唐德刚招饮于顾献粱、马仰兰寓。席间心笛(浦丽琳女士)说及“绿水因风皱面，青山为雪白头”一联。次晨即成三首，以示德刚……
那三首诗是:绿水因风皱面，青山为雪白头；风雪流年易逝，
何如共醉红楼。
绿水因风皱面，
黄花被雨伤心；
底是无情风雨，
顿使宇宙消沉。
绿水因风皱面，
红墙替月遮羞；
我欲尽忘风月，
新诗戬灭清愁。
照这书中注语推算，周教授和我至迟于1956年元旦就已相识了。此书并有与“白马社”其他社友如唐德刚、黄伯飞、鹿桥(吴纳孙)、李经(卢飞白)等人交往的诗作多首。读这诗集，能阅出周教授的一生与心绪。
周教授于2006年11月亲笔签送《周策纵旧诗存》一书给我，书中夹了周夫人吴南华医生11月10日写给我的短笺，其中道:
策纵近来身体尚健，每天饮食如常，步行用有轮的walker，可走一条街。可是他很少讲话，但还可以看书，尤其对他自己的著作有兴趣。
读这短笺，我稍感安慰，也感到很吃惊，因为“每天饮食如常”，“对他自己的著作有兴趣”是好的，但一向体健超人的周教授，如今“步行用有轮的walker”，令我有所感叹。我早知道周教授近十多个月来少讲话，因自2006年前后，每次打电话去问候，都是周夫人接的，不似往日周教授会来接电话。周夫人早前已告我，周教授变得不爱说话，总静静地独坐着，想是年高失忆之始。我不免暗自猜思，会不会因他把一生心爱的书全都捐掉了，四周的书城不见了，而使他觉得空虚不乐呢。
在今年年初的电话中，得知周教授又曾住院，再次得肺炎，回家后又突中风，心中大惊，但我还抱了他也许会慢慢好起来的希望。之后，我常常想打电话而又怕打电话去，几次电话中周夫人说，周教授已不说话了，每天张开眼睛的时间不到半小时。一次，周夫人在他眼睛张开时刻，把我们所寄卡片上问候的话念给他听，他听后也没表情。后来，周夫人说，周教授已没有希望好起来了，令我难过而默然，她安慰我说，这是人生自然的路。
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约1955年，顾献粱与唐德刚在纽约市发起，邀约我们几个住在纽约市爱好文艺的人，不时周末相聚，谈文说艺，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简称为“白马社”。刚开始时，仅有顾献梁、唐德刚、何灵琰、马仰兰、艾山和我。周策纵教授那时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做研究，他听到了我们“白马社”写新诗的消息，竟有时远道搭火车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可见他对新诗与文艺的兴趣之浓厚。“白马社”开始没多久，波士顿的黄克孙领先带女友来参加我们几个人在“米舟”画廊里的小小聚会。耶鲁大学的诗人黄伯飞不久也参加了白马社，后来与会的人多了，有蔡宝瑜、鹿桥、周文中、王方宇、陈其宽等人。那时，“白马社”的好多社员，都是国学深厚、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士，如周策纵、顾献粱、唐德刚、黄伯飞等。他们是1948年左右自中国大陆来美国深造的，幼年曾饱读古书，有的在国内已做过事。只有我这个1950年代来自台湾学识浅薄的学生，介于其中，真是有缘。
1959年秋，我搬去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白马社”那时似也开始疏散起来，我与社友们没通音信。后来我自新加坡再度回到美国，忙于生活，把“白马社”都忘光了。那时父亲应邀已在美国大学教书，在参加学术研究会议的场合，一些昔日“白马社”的社友曾向父亲问起我的消息。父亲相告时，我只感觉到那些一如隔世的“白马社”岁月，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过去，是离我太久太远的人与事了。自感一无所成，愧对故人，也没曾想到再与“白马社”旧社友联系。
1977年冬，父亲应王云五先生之邀自美去台北，他的邮件转来我处，由我再转寄台湾。一份台湾寄给父亲的《传记文学》杂志，被邮局转到我家，是不必再转寄的了。打开封套，信手一翻开，我的笔名与旧作两首，映入眼中。竟是昔日“白马社”社友唐德刚教授写的《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那篇文章。当时真觉似有鬼神之助，才能无意中得见此文。读后感慨万千，才追忆起当年的“白马社”。
1980年，刘年玲来信，代周策纵教授转告我，要我寄当年写的新诗给周教授。原来周教授有意编一本《海外新诗钞》，要收集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香港和美国报刊发表过的新诗。我这才和周教授有了联系。周教授那时客座于香港大学。他在1981年12月30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多年来计划编选《海外新诗钞》，打算选入你的诗……这诗选希望明年春天可付印……前几天在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我遇到上海来的诗人王辛笛，和他谈起你，他说他早年有一个时期用的笔名正是“心笛”呢……你以前写过不少清新的好诗，希望继续多创作些，不要给俗物累坏了吧！……
之后，我意外地收到王辛笛先生自上海签名赐送的《手掌集》诗集，可真是托周教授的福！王辛笛诗人后来还写了一首诗送我。
1983年10月14日周教授的信中有论诗之语:
“折梦”……我喜欢这题目……“菜叶发黄”一诗立意很好，我挺喜欢最后那两句“远方山河的形影，反映在叶脉的纹路上”。我有一小诗“海外”，居然也从叶说起……有空寄些诗来。
1983年12月17日他还在信里认真地讨论我的新诗说:
收读来信和诗，非常高兴……“笛曲”立意很好，尤其末章出色。“折梦”有些好意象。我特别喜欢较浓缩的“岁月山”。
1984年3月12日，我大弟浦大邦教授自美国飞台北开科学会议，因太劳累欠睡而突倒下不起。周教授知道了来信慰问，并附来他怀念他故去了的姐姐的诗一首《姐姐》，以示有过同样的手足之痛，使我感动。
周教授的诗书画都精。每年过年时节，周教授都会寄送一张用他写的诗与画的贺年片，非常突出雅观。1988年，他的贺年片上有毛笔写的《故国》诗一首，开头是“沉沉故国似丰碑，点缀千山万首诗”，可惜这诗似没被收入《周策纵旧诗存》中。缘于书，1997年到1998年，我和周教授开始电话和信件联系。周教授对文学、历史、考古、文字学、艺术、哲学等，一生都有浓厚的兴趣与研究。他收藏了上万册的书，在家里潜读。听说满屋的书，令人无立足之地。他著的英文《五四运动史》一书，是权威之作。他也是红学专家，又是旧诗与新诗的能手，并精于文字学、书法绘画，是位真正的全才学者君子。不似一般在美国学了一点学识皮毛，鱼目混珠于美国学界的所谓“教授学者”，他是极少数真正的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最可贵的，是他真诚的君子品格，与平易近人。
当他得知南加大图书馆中文藏书并不丰富、有待发展时，周教授慷慨地决定，把他珍贵的中文书近万册，全部捐赠给我任职的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数十年没曾见面的昔日“白马社”社友，竟因这书缘而在南加州会面了。“白马社”的黄伯飞教授，那时早已自耶鲁大学退休，搬迁在南加州。于是，我们三位昔日纽约市“白马社”的社友，四十年后因周教授捐书之缘，1998年在洛城相见。黄伯飞教授应邀餐宴后作了一首诗以示心中的高兴:
白马驮经满苦辛于今当悔不驮金
旧雨新知得一聚欢欢笑笑好开心周教授肯将自己一生的藏书捐赠给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善举。他曾私下对我说，“有你在南加大图书馆，这令我捐书放心。”于是我成了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和周教授之间交流时主要的联系人。几年来的交流，使我更认识到周教授的为人诚实善良，富有童心。他对别人有求必应，不怎相熟的人求字幅，他总答应，找他做顾问，他也不拒，他是位好好先生，厚道而宽容，非常随和。研究起学问来，一丝不苟。
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设立了一间永久性的“周策纵教授研教室”以示感谢。我也灵机一动，打算收集一些“白马社”的资料，留存在南加州大学的图书馆中，其中有周策纵、唐德刚和黄伯飞等教授的手稿。多少年来，一般台湾作者写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文章，多将“白马社”漏掉，对“白马社”一无所知或忽视。
当我与周教授再见面时，我就忙着问起那1980年代他有意编的《海外新诗钞》出版了没有。周教授说他年来教学与研究忙极，没时间顾及《海外新诗钞》的事。我后来建议他把稿子交给我，试由我来帮助整理。起初，周教授竟无法在家中将稿子找出来，还猜是可能被家人丢掉了呢。过了好些时，才开心地来电话说，在一只箱子中找到了，约在2000年，把旧稿寄来给我。可是那些稿子，当初多数是复印的，许多字迹已变淡变模糊，有的无法看清楚，纸张也发黄了。我利用图书倌专用的电脑查，看何处有何人的诗集，再向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借来一些香港诗人的诗集，一一查看影印，花了不少时间。这才体会到为何周教授早年没能将诗选完成，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
出版社出版诗集，是无利可图的，因之，除了我向南加大图书馆申请了一笔奖助研究金来贴补中文打字的费用，黄伯飞教授又好心建议并协助周教授和我去申请另一款数较小的奖助金。没想到发展到后来，因为《海外新诗钞》的稿子页数太多太杂，将使打字费用太大，决定只先出“白马社”社员的新诗选。出版社后来认为《白马社新诗选》应加一个书名，建议用《纽约楼客》一诗的标题为书名，想当年“白马社”是在纽约市成立的，我们就欣然接受。付印前，请教于黄伯飞教授，我俩诚意建议书上印周教授之名为编审以示尊敬，但周教授不肯，一定要印为合编。
2004年，《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一书终于在台湾出版。一生写了不少上好新诗的周教授，在他有生之年竟没曾结集出版过一本他的新诗。《纽约楼客》中收入他诗作七十一首，是首次将他大量的新诗放在读者前。可惜书中他的《海燕》一诗被印漏了下半首。他似有点不悦。唐德刚教授的新诗，以往也没结过集，很多都散失了，深为可惜。此书出版后，台北《秋水诗刊》主编涂静怡女士在越洋电话中恭喜我说，“你们出版了这‘白马社’的诗集，为新诗历史上的空白做了点交待，比拥有一个新大厦还要宝贵啊！”台北诗人、散文家鲁蛟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评介文章《结在异域的诗果:白马社新诗》，2005年发表在台北《创世纪诗杂志》第一四二期。
2005年，周教授和往年一样，在陌地生过春夏秋季，在陌地生时，我们还通过电话，冬季前，他飞到北加州和女儿们一道儿过冬。2006年春，他就没再回陌地生家中，春夏秋都留在北加州。
2006年周教授曾得肺炎，住进医院，好了后似又一次得肺炎住院。周夫人告诉我，有次在医院时，周教授梦中大声叫喊“我要写书，我要写书！”他心中还有许多诗要写，还有书要著啊！他一生与诗书为伍，乐在其中。诗与书，是他的生命与乐趣。
我有幸与周教授同属“白马社”，诗缘书缘，使我们由上世纪至今，相继交往，长达半个世纪。我竟从没想到，更不会像别人般虽相识不深，也会向他要书法或绘画。周夫人于周教授故世后，特找出一页周教授用毛笔写的一首诗，寄赠给我，留作纪念。如今，诗与书俱存，而诗人已去，可不悲哉！
我禁不住感叹，周教授教导过不少台湾留美的子弟，其中有数位台湾文坛诗坛知名人士，而竟未曾有过一位第子能在“周公”有生之年，替老师写的上好新诗出一本诗集，何其可叹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