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整夜的雨，伏在枕上静静地听，雨，像小小的精灵，唤醒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这样一个充满希翼的季节，谁能助我神力，让我也幻化为精灵，去唤醒我沉睡不醒的母亲。白天，谋事做人，为人妻、为人母，厚载着沉旬旬的责任。夜晚，因为看不到希望，我只能在黑夜里纵情地哀泣。
母亲仍安静地躺在监护室。年前，接到病危通知，我搀着八十高龄的老父亲往家赶，而母亲已陷于深度昏迷，“妈妈”，我伏下身子，紧挨着她的脸，仍然温暖而亲切，但，再也听不到回答。
我陪护在母亲身边。母亲浑身上下插满了管道，全身浮肿，在抢救时做了气管切开，喉管里奔涌着血沫和急促的呼吸。大夫查房，用笔型电筒左右晃动，母亲的眼睛大大地睁着，脸上毫无表情。因为脑干中风，切断了大脑与身体的联系，母亲，已经被活生生地“埋葬”在一个死去的躯体中。但，母亲在流泪，那些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角滑落，我轻轻地擦，擦母亲的泪，擦我的泪，一夜一夜，是我与母亲血泪交融的厮守。
我宁肯相信，母亲什么都能听见，我絮絮叨叨地回忆。回忆那个把一曲《二泉映月》拉的如泣如诉，把新疆舞、蒙古舞演绎的神采飞扬，夏天总喜欢穿旗袍，冬天系一块蓝底白玉兰花的披肩，走在街上，令行人侧目，让我无比骄傲的母亲。而偎在身边的我，要时刻小心，背上冷不丁就会挨上重重的一巴掌，然后，是严厉的呵斥，“抬头、挺胸，把腰直起来!” 提到往事，我揽着母亲的头，夸张地笑出了眼泪。
母亲生了我们姊妹三个。大姐，曾在地方担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领舞；二姐的
二胡、小提琴、手风琴无师自通；我，6岁那年被强行送进体操队，9岁上又被拖到县文化馆拜师学艺学习绘画。但我们都没有走艺术的路，尤其是我，虎头蛇尾，是母亲最大的遗憾。父亲常说，我们姊妹三个的才能加起来，也顶不上母亲一个。
母亲出身贫寒，自幼丧母，却极具艺术天赋。小时候，看到别人拉
二胡，眼红的要命，自己拿着两支筷子认认真真地比划，我外公咬咬牙买了一把没有弓的旧二胡，又偷偷从别人家的马尾巴上剪了一束毛，给她绷成一把弓，就是这样一把二胡，被母亲演绎的酣畅淋漓；母亲曾捧着一把缺牙裂口的口琴，一夜之间，就能鼓捣出优美的曲子；还经常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神闲气定地指挥场面壮观的大合唱。在那样一个年代，如此不凡的母亲，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在二野军大的父亲随军南下，在当地作为驻地干部被留下，母亲毕业也来到同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军民联欢上，母亲既是报幕员又是演员，落落大方、婷婷玉立、能歌善舞、文武双全，这是父亲一次次对往事的描述。说到这里，我尽情地纵容着自己的沉溺，含笑着遥想当年，年青朝气的母亲如夏日清风一样的美丽。
而现实还是不可逆转地到来了。我已经不记得，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患糖尿病、高血压；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次血栓，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是从什么时候失去了行动自由；又是从什么时候，脸上不再有笑意。一天一天，母亲在我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我离家独立生活已经十多年，从一开始每次通电话哭着喊着想妈妈、要回家，到后来，经常长时间忘了通话，就算是拿起电话，也常常心不在焉敷衍了事。我忍受不了她的抑郁和唠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轻狂、任性，甚至还有抱怨，深深伤害了母亲的心。我大了，可以不再需要她了，母亲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发展到后来，母亲不再搭理我的电话，任凭话筒吊在空中，我在里面自说自话，她坐在轮椅上，茫然地望着远方。我不安地想，母亲是恨我的吧，我是她最疼的小女儿，虽远在天边，毕竟还是最好的心理慰藉，却是如此，那还不如忘却，实在忘不了，那就只有恨了，通过恨，就不用再痴痴地牵挂。母亲变得自暴自弃，用几乎自虐的方式催残自己，略有不如意，不是沉默就是哭泣，我们甚至指责过她，“别折腾了”。直到这次突发脑出血再次入院，在深度昏迷中，紧急抢救，喉管切开，没有用一点点麻药，母亲连一声呻呤也没有，很安静，从此，再也不“折腾”了。
一年前，出差途中，我曾回去看过母亲。我只有48个小时可以在家里停留。我非要赖着和母亲睡一个被窝，还要像儿时一样枕着她的手臂，母亲已经瘦的脱了形，骨头不时会硌着我，很疼，依然是熟悉亲切的“妈妈味儿”，我们挨的那么近，她不安地注视着我，却一直坚持没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和她说悄悄话，“妈妈，我比您幸福，您六岁上就没有了妈妈，我到现在，还有妈妈在等我回家”，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一别之后，再见到母亲，却成了现在。母亲依然还在，生命已细若游丝，而我，又到了不得不离别的日子，我伏下身子，在耳边和她一次次地告别，“妈妈，我走了”，母亲的面宠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转身的那一刻，我分明听到从天堂里传来清灵的梵音。
我回来了，重新回到这个城市，生活还要延续。
夜阑卧听风吹雨。一觉醒来，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母亲还在，我的幸福就还在，我就不是一个没娘疼的孤儿。于是，披衣挑灯，记下以上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