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音乐周论坛前天举行

　　刘索拉前晚的演唱余音未了，昨天就又联手云贵采风归来的朱哲琴，做客世界音乐周唯一的一场讲座。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该讲座，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担当主持，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瑞切尔以及BBC世界音乐大奖总监克莱尔也是座上嘉宾。

 

　　克莱尔大段地推介英国文化项目，扮演着又一次文化输出的角色。她谈到“因为不像重复复制英国，旨在吸引全球听众”，所以他们将自己以前殖民时代的非洲音乐等引进英国，为我所用。瑞切尔则反客为主地为观众播放《在那遥远的地方》，谈论自己对中国维吾尔族音乐的研究发现。在伦敦，她甚至参加了一个维吾尔乐团，她在里面演奏冬不拉。

 

　　刘索拉和朱哲琴则从“拿来主义”出发，思考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成自己的音乐。田青作为主持人，却比嘉宾更愤然地针砭时弊，直接数落起国内音乐人“自己瞧不起自己”，一切向西方看齐，以及中国音乐研究著作“有实无名”，推广不足等。可惜的是，来听讲座的观众仅50人左右，小众的世界音乐，还走在乡间小道上。

 

　　田青：缝隙里的音符最有味 民乐并非“不准”

 

　　作为音乐学家，田青说自己近年来的身份也有所转变，在非物质文化保护这块内容上，他更愿意用“学习者”这个词儿，不是“发现者”，也不是“保护者”。

 

　　田青提到自己与朱哲琴所做的“田野调查”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是保护这个种子，我不希望这个种子有任何变化。就像袁隆平做杂交水稻的时候，先找到野生的稻种，这个野生稻种可能不好，但是不能动，不然多少代以后就不知道原来的在哪儿了。朱哲琴更多的工作是借着这个种子，做得好的话，可以使种子得到保护，做得不好就弄乱了。”

 

　　田青还提到朱哲琴播放的一段来自侗族小黄村的孩子们的歌唱。“前两年我带着他们去日本参加最高级别的国事演出，观众包括温总理和日本首相，他们一下子被感动了。因为孩子们一上台，也不知道你们是多大的官儿，昨儿还是在贵州呢，今天就到了东京，他们就是开心，唱歌完全是自然的状态，一唱出来就是极美的和声，人人一张口就是一个声部，完全不用学欧洲定的什么标准音，像极了非洲人的天生的音乐性，在妈妈肚子里就这样，乐感非常好。”

 

　　田青认为，这些原生态的训练和专业音乐学院的系统训练有很大区别，孩子们的歌唱回归了音乐本身，是生理的，本真的，专业训练则使音乐抽象化、程式化了，这种人文的训练，把原来的东西抹杀了。“世界音乐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没有把音乐本身的东西忘掉。”他说。

 

　　田青继而谈到国内音乐教育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学钢琴或者学西方音乐，反而比民族音乐更容易，这个现象不正常。而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几十年来，学者包括音乐家都在做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风、整理、编辑，完成音乐集成。但是老实说，我们做的这些保护工作，很缺产业家。我们是关在屋子里做，做完了就放在那了。”

 

　　很愤青的田青说自己“喜欢批评一些东西，没办法，这是我的个性，艺术家的个性比民族性更重要”。他开玩笑道：“其实我已经60多岁了，常常还愤怒地批评一些事，比如说国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批的8000元钱，到了贵州成了3000元了，怎么办？谁去做愤怒的坏人，只有我去做。”

 

　　他还提到国内很长一段时间，觉得笛子的音不准，觉得二胡的音不准，那是因为跟钢琴的十二平均律不一样，对自己的民族音乐采取鄙视的态度。“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个杂志《乐器改革》，几十年来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中国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里边。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我们改造我们自己的竹笛，把笛子多扎一些眼，也要把二胡弓子解放出来，像小提琴那样，追求的是和大乐队的合作。但是把中国音乐里边最有味道的，在缝里的音，不是黑键，也不是白键，这个最有味道的音都抹杀掉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这样的状况，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不理解、没有继承的情况下，轻易地抛弃了。”

 

　　刘索拉：世界音乐 是一个从小众走入大众的过程

 

　　刘索拉在音乐周的登台一唱，让人看到当代作曲家对中国乡土民乐的尊重。“将民乐做成摇滚乐”只是一种模糊得有点虚张声势的提法。事实上，刘索拉的创新非但没有跳脱乡土，反而更加入味，让人从“新”里反观到“旧有”的美——中国民乐器的余韵这么美（《飞影》里应和琵琶），以中国民乐写舞剧，其音乐空间和戏剧性比斯特拉文斯基写的舞剧还厉害。

 

　　“我想说的是‘拿’，也就是我们汉族人怎么‘拿’别人（少数民族）的东西。” 刘索拉说，“什么是世界音乐？从表面上看，我曾经是一个在英国的中国人，我做的音乐就叫世界音乐；我也曾经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做的音乐也叫世界音乐；我现在是中国人在中国，还是世界音乐。这件事让我觉得挺逗的，因为世界音乐的准确概念是非当地的。”

 

　　刘索拉和与会的另一位艺术家瑞切尔·哈里斯均表示，“不管对世界音乐怎么定义，但是我们都承认这不是我们的音乐。”这是一个小众走入大众，非主流走入主流视线的过程，其中，有一定的革命性，当然，也被主流“得利”。

 

　　“比如马友友的《丝绸之路》，是以马友友为主的，邀请了中亚和东亚一带的作曲家做现代音乐。他们的很多作品其实还是欧洲现代音乐系统里的，这些音乐当时的归类也是世界音乐。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唱片公司看到，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包括中国二胡作品、民乐作品，只要是非美国的东西就是世界音乐。”这些都是在西方语境下的“世界化”。

 

　　刘索拉提到，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场关于世界音乐的音乐革命，但之所以提出“世界音乐”这件事，是因为当时的德国现代音乐创始人感到了欧洲音乐“不够用”。到了20世纪末，世界音乐被英国人变得更普及化，特别是很多流行音乐家将很多非本国的东西“为我所用”，使之成为一个在各音乐领域都已“渗入”的概念。“我本人也是得利者。”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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