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统慈善挑战“青春展才艺”的选拔会场，圣婴小学的李汶洧施施然走上舞台，他调整坐姿，凝神片刻，开始持琴运弓，把一首《三门峡随想曲》演奏得酣畅淋漓。
李汶洧今年只有11岁，学习二胡不过两年半时间，严格说来还是个初学者，但技巧之纯熟、乐感之丰富让人印象深刻。
像李汶洧这样的小孩，在中国大陆比比皆是，演奏水平在他之上的更是大有人在，但李汶洧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像在中国学习音乐的孩子，从小就被选进音乐院校重点培养，二胡不过是他在应付完学校的数学、科学和语文课之后才学习的乐器。
但华乐即便只是新加坡小孩的“课外活动”，十多年来却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每届新加坡青年节与全国华乐比赛，一批又一批华乐幼苗如雨后春笋般冒起，这种繁盛情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专家盛赞本地学生华乐团
新加坡青年节由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辅助活动处举办，设有中央评委（central judging）比赛制度，每年轮流为小学及中学和高中的各项文化活动如合唱、舞蹈、戏剧、铜乐、华乐打分；全国华乐比赛由国家艺术理事会举办，每两年举行一次，以独奏为主，参赛者年龄从12岁以下的初级组开始，一直到公开组的30岁为顶限。
比赛作为一种把艺术分成不同等级的“功利”手段虽存有不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华乐的推广、普及，乃至提升，发挥了一定的效益。
无论是青年节的中央评委或全国华乐比赛，除国内指挥家、作曲家，也邀请国外华乐专家担任评委。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曹文工受邀任2008年青年节小学华乐比赛后曾发表一篇观感，对学生乐团训练的规范化、曲目广度与难度，以及演奏的精彩和完整，表示“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在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说：“新加坡人口不到500万，比不上中国一个城市，但以学习华乐的人口密度来说，它在中港台华人地区里是普及率最高的，水准也不差，且年年都有提升。”
华乐团最密集的城市
仅去年和今年，参加青年节华乐比赛的中小学和高中华乐团就有137支， 古筝乐团90支，这还不包括大专院校及各个社区和联络所的华乐团。保守估计，新加坡的华乐团起码有250支以上。
这些学生乐团水平都相当优秀，国立大学华乐团今年与17支国际队伍角逐波兰国际音乐比赛，结果拿下总冠军；由南洋艺术学院学生及毕业生组成的鼎艺室内乐团，不久前刚从英国威尔斯兰格伦国际音乐节载誉归来。
新加坡不仅是华乐团最密集的城市，演出活动也非常频繁，单是新加坡华乐团，每年就有110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平均取得85%的上座率，每年购票人数不少于2万5000名。新加坡华乐团总经理何伟山说：“我们的观众也普遍年轻化，25岁以下的观众占了50%。”何伟山表示，学校华乐团的普及不仅培养了许多年轻的乐手，在很大程度上也积蓄了一大批年轻的华乐观众。
几代人的努力成果
这种生气勃勃的景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1950年代，新加坡的华乐团寥寥无几，著有《新加坡华乐发展史略》一书的琵琶演奏家吴奕明说：“新加坡华乐发展基本是从几个民间乐团开始的，比较有名的有陶融、爱同、康乐。当时活跃华乐界的李雪岭、连荣史、张正荃，可说是重要奠基人。”
1967年，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成立了中国以外第一个半职业华乐团，本地华乐开始露出曙光。这一时期出现了郑朝吉、郭永秀、林亚历、李伍华、吴奕明、杨票敬等一批至今仍活跃的华乐界先锋；70年代则有潘耀田、杨秀伟、谭泽江、蓝营轩、沈文友、周经豪、陈金练。80年代有大批新人出现，包括林信有、黄歆峰、林傅强、郭勇德（郭令强）、谢家辉、黄文财、郑重贤；90年代有郑景文、林向斌、刘慈勇，绝大部分都被新加坡华乐团吸收成为专业演奏家。
新移民音乐家的贡献
80年代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开始进入人民协会华乐团，90年代，新加坡华乐团成立，大批华乐演奏家从中国来到新加坡，除了演奏，也积极从事教学。这些新移民几乎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多年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使他们具备更好的条件，在很短时间内，把本地华乐水平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丁晓燕、徐宜平的出现，把阮这件乐器做了很大程度普及与提高；历年全国华乐比赛，张玉明、詹永明、尹群等也培养了很多得奖新秀。这些华乐新移民的贡献都是不争事实，与此同时本地人才也没停止交出亮眼成绩。
1990年，蓝营轩率领国大华乐团到北京音乐厅演出，包括彭修文在内的华乐大师听了，都觉得水平媲美专业乐团。1992年，郑朝吉指挥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到北京和上海巡演，被评为“中国国内所见的青少年民乐团中水平最高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还召开“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访华演出座谈会”，出席者有刘文金、秦鹏章、朴东生等中国华乐界具影响力人物，对新加坡在华乐普及和教育工作上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进行讨论和思考。
由郑朝吉一手培养出来的本地杰出青年指挥家郭勇德目前是新加坡华乐团副指挥；本地胡琴演奏家郑景文的学生梁永顺和辛宗桦顺利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也先后考进新加坡华乐团和澳门中乐团成为职业演奏家。
目前在国大艺术中心担任助理总监的蓝营轩说：“这些年的教学生涯，让我看到很多具才华的年轻学子，他们不仅在华乐上表现出很大天分，学习成绩也同样出色。这些孩子将来未必会愿意走上专业的道路，但他们会是华乐观众的中坚分子。”
新加坡华乐团
十几年来大飞跃
另一方面，成立于1997年的新加坡华乐团在历史上虽属“老小”，但在短短十几年里，却取得很大的飞跃。活跃两岸三地，对各地华乐水平都有了解的音乐总监叶聪说：“我们无需妄自菲薄，新加坡华乐团起步晚，但表现后来居上。我们到澳门、北京、上海演出，评价很高，在音准、音色和乐队的合奏能力上已建立公认的特点。这是团员付出很多汗水后的成果。”
一些熟悉华乐生态的华乐界人士也观察到，台湾的专业乐团因为政治原因和制度问题，水平较弱；中国乐队队员的个别演奏能力很高，但个性太强，合奏的共性反显不足，而且指挥同时兼顾多团，难以专注。相比之下，香港中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在体制上是较为完善的，后者在硬件上更有优渥的条件。
最大隐忧：缺乏完善的华乐教育体系
年轻的观众，优秀的华乐新苗，众多华乐队和一支出色的国家乐团，本地华乐景观绝对不是暮气沉沉日薄西山，但这也不表示我们面前就是一条康庄大道。
对本地华乐发展和华乐教育有着深沉人文关怀的郑朝吉说：“新加坡的华乐普及面的确做得够广，但它够深吗？除了表面的技术和实际所得的奖牌，华乐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比赛不是一切，很多时候懂得扬长避短懂得取巧就能获胜，但我更关心学生的文化素质和音乐修养。”
郑朝吉认为，华乐要有渊远流长的发展，就必须有长远规划，尤其要在教育上深耕细作，文化建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要有条件得多，我们那时根本没有环境也没有师资，完全靠自学摸索。”
郑朝吉目前以62岁之“高龄”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音乐博士学位，对华乐仍有不懈追求。他说他自知不足，要尽力弥补，但他希望年轻一代不用步他的“后尘”。“我们不乏人才，缺乏的是完善的华乐教育体系。”
新加坡目前只有南洋艺术学院提供华乐专业文凭课程，虽有新加坡艺术学校和扬秀桃音乐学院两所艺术院校，但华乐并未被列为一门学科。这对培养本地华乐人才确实是种缺失。
赞成叶聪的南洋风格路线
台湾指挥家陈澄雄受访时直言不讳：“我认为这是新加坡华乐发展的最大隐忧，这点我来新加坡指挥或担任比赛评委时也这么讲，一个国家的艺术发展如果要长时间依靠外来人才是很不健康的。就好比你有一支作战部队，却没有自己的兵工厂，这不是很危险吗？新加坡目前可能没有燃眉之急，因为中国人才很多，只要有钱随时可以把他们聘请过来，但我觉得这是没有为大局着想的做法。我敢讲，这些人即使入籍新加坡，有多少真的会落地生根，为新加坡的华乐前途奉献一生？ ”
在一个自由社会，陈澄雄不赞成固定配额的“保护主义”，但认为新加坡一定要能培养出自己的专业华乐演奏人才，作为组成新加坡华乐团的核心成员，不但要自给自足，更要以能输出国外，为别国专业乐团提供人才为愿景。他也很赞成叶聪的南洋风格路线。“新加坡华乐团如果听起来和其他乐团没什么两样那有什么意思？我觉得它应努力发展建立自己的鲜明风格和特色。”
叶聪受访时很肯定地表示，在相等情况下他会优先录取本地人才。“这点我很敢讲，在美国任音乐总监时我也是这么做的，一个乐团一定要跟当地产生紧密的纽带关系。我目前正密切关注十多二十来岁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很有潜力。”
教育是文化的基石，但过于锦标主义的华乐教育长远来说并非有益。新加坡华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萌芽，发展到今天遍地开花，但绝非完美无缺。在普及面上，我们更应该关心音乐教育真正的意义和优秀人才的培养。新加坡华乐团作为专业演奏水平的指标，也更要思考它在培育本土人才、发扬新加坡华乐特色、塑造国家文化版图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的华乐普及面的确做得够广，但它够深吗？除了表面的技术和实际所得的奖牌，华乐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本地指挥家郑朝吉
新加坡华乐团起步晚，但表现后来居上。我们到澳门、北京、上海演出，评价很高，在音准、音色和乐队的合奏能力上已建立公认的特点。
——新加坡华乐团
音乐总监叶聪
新加坡人口比不上中国一个城市，但以学习华乐的人口密度来说，它在中港台华人地区里是普及率最高的，水准也不差，且年年有提升。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朴东生
一个国家的艺术发展如果要长时间依靠外来人才是很不健康的。就好比你有一支作战部队，却没有自己的兵工厂，这不是很危险吗？
——台湾指挥家陈澄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