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开了，音乐会开了；大师们来了，记者们来了；这个金秋十月，上海音乐厅这座巨型“八音盒”，迎来了自1959年9月20日正式更名半个世纪之后的一连串火热纪念。
50年前，当它从“北京电影院”改为现名的时候，上海还没有一座音效符合“音乐厅”标准的剧院。50年来，春夏秋冬，都有音符从这里流淌而出，浸润着上海这座城市。叱咤乐坛的不少名家简直把这里当成了家，广大市民也把这视作普及音乐、滋养心灵的精神乐园。
“风雨同舟五十载，华彩乐章半世纪”―――这里有大师的诞生故事，这里有市民的集体记忆，这里有城市的音乐之约。
【星光耀眼】
老艺术家打开故事匣子
与大师“零距离”，是上海音乐厅毋庸置疑的精彩。
波兰钢琴家帕恰克说：“我非常喜欢到这里演出，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氛围总是能激发我的音乐灵感。”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林友声说：“对我和我的儿子来说，上海音乐厅都是迈向专业的起点。”朱践耳、曹鹏、闵惠芬，三位分别代表中国乐坛作曲、指挥、演奏一流成就的名家，打开记忆的匣子……
1962年，朱践耳的交响合唱曲《英雄的诗篇》首演，就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效果非常好，我还记得当时的上海音乐厅外墙专门有一栏‘观众来信’。曲目连续演出，演完第一场就收到观众来信，马上就在观众来信栏里登出。这个办法，让作曲家、演奏家与听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我现在记忆犹新。”朱先生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他探索用现代手法创作交响曲，遭遇不少诘问和猜疑。正是音乐厅接纳了他的《第一交响曲》。那年的上海之春国际艺术节，为这部作品颁发了办节史上首个作品一等奖。他认为，音乐厅不仅外观在变，音响在变，也在推动、促成并见证着音乐人群“耳朵”的变化，以及音乐追求、音乐素养的变迁、发展与成熟。
年逾八旬的名棒曹鹏，1959年10月作为新中国首批归国指挥家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将自己留苏归来后第一场音乐会安排在了上海音乐厅，这也使他成为音乐厅正式命名后第一批踏上这个舞台的艺术家之一。那时，“后台总共就一间指挥休息室，没有足够的更衣室。每次演出前，我都将指挥休息室留给女同志们换衣服，而我就去楼上管灯光电路的房间换衣服。”50年来，“许多变化，其实都蕴含着一座城市对音乐的尊敬和热爱。”
二胡演奏名家闵惠芬说到音乐厅，激动得语音“跑调”：“第一次踏进上海音乐厅，我还是个上音附中的孩子，戴着红领巾。当时正逢首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我第一次接触的古曲就是鞠秀芳唱的《阳关三叠》。一曲唱罢，小小年纪的我像被勾了魂，被古曲深深迷住……几十年后，我把它编成了二胡曲。上海音乐厅，就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1982年，《长城随想》这首被称为“二胡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的协奏曲的首演，由病痛中的闵惠芬在上海音乐厅完成。首演那天，看着弓子飞舞，很多在场观众都流下热泪。“我为自己的音乐之路上有音乐厅的陪伴而骄傲和欣慰。我会一直祝福她，纪念她，感谢她。”
【前世今生】
曾调1000件军大衣测音质
如今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音乐活动中心之一的上海音乐厅，79年前却是一家电影院。
1930年，第一代留洋归来的华人范文照、赵琛设计建成南京大戏院，是当时最豪华影院之一。
1959年，国内音乐专业逐渐繁荣和发展，为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及举办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海需一座相应的演出场地。另一方面，上海市民特别是音乐爱好者，一直没有一个欣赏高雅音乐的专业场所，因此，设立一座能代表上海当时水平的音乐厅，众望所归。挑选场地时，首先选中南京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地段好，名气响。但一打听，大光明宽银幕电影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也是一个新中国开创性的工程。于是，目光重新聚焦几条马路之隔的这座电影院。
考虑到人群对声波的吸收，有关部门特地调来1000件军大衣，夜深人静时进入音乐厅一件件蒙在座位上，模拟全场坐满上千名观众的情景。经测试，混响时间1.5秒，特别适合演奏交响乐。拿同济大学建筑声学教授王季卿当时的话来说：“打着灯笼也难找！”
是年9月20日，正式更名为上海音乐厅。
但这座当时全国最好的专业音乐厅，历经40多年后，逐渐不能适应国际大都市音乐欣赏和消费的新需求。紧邻大马路，周边新里房子包绕，各式声响嘈杂；原是影院设计，没有化妆间、休息室，海内外艺术家演出时只能在楼梯拐角的狭小空间“对付”。音乐厅老了。2002年，上海落实推进音乐厅平移修缮工程，“指挥棒”交给了建筑师章明。令人叹为观止的“抬升―架上滚轴―平移”工程，让整座历史保护建筑从延安路往东南方向“走了”66.4米。“难度最大的部分要数平移前的同步顶升，稍有不慎就会对建筑结构产生破坏，国内外没有类似经验供参考，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测试。”章明说，“为了保护音乐厅的良好音质，我们还在室内装修修复时选用原来的硬质装饰面，如墙面、天花、地坪，同时扩大舞台空间，采用低透声率的座椅面料等。”
移位后的上海音乐厅，声音效果丰满均匀，逼真度高，层次感强，富有张力。而且扩建了观众席和剧院西部、北部空间，让演出院团有了休息和更衣的从容空间。到过世界多个著名音乐厅、又率上海交响乐团在音乐厅数百次登场的指挥家陈燮阳这样评价：“除了顶级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波士顿音乐厅这三家外，在音质上，上海音乐厅可以和任何一家音乐厅一较高下。”
【大众乐园】
衡量音乐厅成就的最终标杆
“我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通过上海音乐厅走入寻常百姓家。”作曲家吕其明说。
“我从一个不懂音乐的普通工人家庭孩子，到严肃音乐的乐迷，在成长的道路上没有上海音乐厅是不可能的。”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常务副会长郑安平说。
说到底，衡量一个音乐厅成就的最终标杆，还是它能否真正成为大众的精神乐园。
在构筑国际性、经典性、艺术性的同时，上海音乐厅始终追求并坚持群众性。上周座谈会，热衷于古典音乐推广和普及的曹鹏说，他早期致力于双周免费音乐会，后来是星期广播音乐会，舞台都是在上海音乐厅。
1982年，第一场双周免费音乐会（即“星广会”前身）在上海音乐厅奏响。平易的票价、高雅的品位，让这个如今申城历史最悠久的市民普及音乐会，从一开始就贴近了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耳朵。1985年，“星广会”在上海“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中排名第一，一麻袋一麻袋的听众来信送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年，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上海青工八小时以外在做什么？”报道说，听音乐是当时青工们的一大业余爱好。青工徐建华曾经抱着饭盒在车间痴痴听“星广会”，一晃人到中年后，车间改建成了“传媒文化创意工业园区”，留下来做管理工作的老徐，居然因在办公室播放莫扎特乐曲，吸引住了一位来考察投资的老板。2007年，“星广会”25周年，听众高伟良写信说：“我曾经梦想到上海音乐厅工作，哪怕是收票、领位，只要可以听到‘星广会’。”
继“星广会”之后，上海音乐厅推出又一为学生打造的普及音乐的品牌―――暑期音乐之旅。2007年，音乐厅又推出有300个座位的“音乐立方”项目，为青年音乐家提供实践舞台，并始终保持50元的低票价。
“爱音乐、爱音乐家、爱音乐听众，正是衡量一座音乐厅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对此，曹鹏有段至今难忘的记忆―――音乐厅平移之后，他有感于国外音乐厅为买不到或买不起座票的听众准备站票，便著文《为站票叫好》，强烈建议卖站票。上海音乐厅在第一时间做出调整，将内场最后一排空间设为站票区，让更多有特殊原因买不到、买不起座票的观众进场聆听。曹鹏说，几十米的站票长廊，这一处细节，就足以体现音乐厅对听众的关爱。
润物细无声。在上海音乐厅命名50周年的今天，在无数动人音乐通过上海音乐厅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今天，回忆美好，重温感动，这场城市与音乐的约会，让城市更美，让音乐更美，让生活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