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音乐的奇才――我心目中的阿炳

 

　　阿炳，原名华彦钧，出生于１８９３年农历七月初九，江苏无锡东亭人。他的父亲华清和，是当地“洞虚宫”道观东偏殿“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有很好的音乐修养。华清和不仅精通道教音律，而且擅长演奏许多民族乐器，如二胡、三弦、笛子等，尤以琵琶最精，人称“铁手琵琶”。阿炳的母亲吴氏，原是一个秦姓的寡妇，以帮佣为生，与华清和同居后，生下了阿炳这个私生子。在当时“吃人”的封建礼教社会，吴氏与华清和同居，已被秦氏宗族凌辱侮骂，生了阿炳之后，受辱更甚。后来，吴氏忧郁而死，华清和把儿子托付给老家的族弟和弟媳寄养。失去母爱的阿炳，在东亭镇小泗房村度过了童年。

　　在外国音乐史上，俄罗斯音乐家鲍罗丁，出身和阿炳类似，也是私生子。但他是格鲁吉亚公爵与俄罗斯平民妇女所生，他的命运要比阿炳幸运许多。虽然鲍罗丁不能使用公爵的姓氏，不能获得贵族的身份，但生父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还为他聘请了女管家和私人教师。这使得他自幼不必为生计发愁，而且受到较好的教育。鲍罗丁自幼就表现出多种天赋和才能，对音乐、自然科学、语言等有浓厚的兴趣。由于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本人的刻苦勤奋，鲍罗丁最终成为俄罗斯民族乐派音乐家和化学教授。

　　阿炳的命运却与鲍罗丁有天壤之别。阿炳在贫困的农村度过孩提时代，自然谈不上接受正规教育。不过，这个贫困的农村却是个道教盛行的地方，被人称为“道士村”。聪颖的阿炳自幼耳濡目染，幼小的心灵就受到了道教音乐的熏陶。当地有一个吹笛能手，阿炳被他吹奏出的美妙旋律所吸引，就从家里找了一根笛子学着吹起来。这也许就是阿炳的第一堂音乐自学课吧。

　　我认为，阿炳和鲍罗丁虽然命运不同，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和成就并不亚于鲍罗丁。

　　克服阻力，实现愿望

 

　　在阿炳８岁左右时，父亲将他接到县城的道观里，和自己一起生活。虽然他们是父子，但按教规却只能以师徒相称。作为雷尊殿当家道士的华清和，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他精于道教音乐和乐器演奏，并且道观的香火和法事也有一些收入。但在当时，道士这一行毕竟还是被人看不起。尽管知道儿子喜欢音乐，很想学乐器演奏，华清和还是不让他学。因为华清和不愿意儿子也当道士，所以只教他学《三字经》《百家姓》等，教他描红习字，随后又送他去私塾念书。华清和一心想把阿炳培养成有文化的人，去当个学徒，以便将来成为能挣钱的生意人。因此，他不仅不教阿炳道教音乐和乐器演奏，也不允许阿炳碰他使用的法器和乐器。可阿炳的兴趣却偏偏在音乐方面，尤其是喜欢那些乐器。有时趁父亲外出时，他就偷偷练习二胡、琵琶。有时被父亲发现后，阿炳还得挨一顿严厉的训斥，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学习乐器的决心。华清和对儿子很失望，当明白“望子成龙”的愿望无法达成后，他终于不得不认真教儿子学习音乐。从此，阿炳正式开始了道教音乐和乐器演奏的学习。

　　阿炳在父亲的严格教习下，勤学苦练，进步很快。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就能演奏多种乐器、道教音乐曲牌和民间小调了。十七八岁时，阿炳已经开始正式参加道教法事音乐的演奏活动。阿炳在琵琶、二胡等乐器演奏方面才华出众，并且长得一表人才，由此而获得了“小天师”的美誉。出于对民乐的爱好和追求，他先后与当地的民乐爱好者和民间艺人如杨荫浏、范伯寿、邓南生、袁仁仪、周少梅、祝世匡、俞成志、黎松寿等人研习、切磋过琴艺。因此可以说，阿炳并不是一般的民间艺人，而是功底扎实的乐器演奏家。

　　与阿炳以上经历类似的音乐家有奥地利的音乐家约翰 施特劳斯。约翰 施特劳斯自小就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表现出非凡的音乐天赋。虽然他的父亲老约翰 施特劳斯就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可他坚决反对儿子学音乐，并把他送进实业学校学商业，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银行职员。然而，一切都不能动摇约翰 施特劳斯学习音乐的决心，他立志成为音乐家，并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取得了比父亲更大的成就。

　　当然，阿炳和约翰 施特劳斯也有不同之处。阿炳的父亲最终向儿子妥协了，而老约翰 施特劳斯很“顽固”，始终不妥协；约翰 施特劳斯有一个支持他的“后台”――他的母亲，而可怜的阿炳自小就失去了母亲，他只能用学习音乐的强烈愿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赢得父亲的支持。

　　身残志坚，蚌病成珠

　　

　　１９２５年左右，阿炳的父亲去世。阿炳继承父业，出任雷尊殿殿主。３２岁左右，阿炳得了眼疾，双目先后失明。此时的阿炳，由于没有了收入而变得一贫如洗，只能靠变卖殿产维持生计。３５岁时，阿炳不得不离开道观，流落街头卖艺，过着十分艰难的贫困生活。阿炳曾想一死了事，后来放弃寻死的念头，继续挣扎在黑暗中，蹒跚在坎坷的道路上，靠在集市、街道等地说唱新闻、讽刺时弊，演奏二胡、琵琶等乐器为生。３７岁左右时，阿炳与一个苦命的寡妇董催弟同居。他们共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２０年。那时，当地人经常看到他俩形影相随：阿炳戴着墨镜，背着琵琶，拉着二胡，催弟身穿打着补丁的半截长衫，与他相依而行。阿炳拉琴时，催弟的手就搭在他肩上；阿炳不拉琴时，他的手就搭在催弟的肩上。

　　阿炳不仅演奏乐器，而且还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阿炳有“三绝”，即拉二胡、弹琵琶、说新闻。他每天上午到街头或香烟铺子，听人讲当日的新闻，下午就能伴着节拍、和着音韵唱出来。阿炳经常通过歌唱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解放前几年，无锡与所有国统区一样，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１９４８年８月，国民党反动派搞所谓货币改革的花招，废除“法币”，改用“金元券”，老百姓手中的钱很快就变得一文不值。不久，“金元券”本身也一文不值了。阿炳把老百姓的苦难编成《金元券满天飞》沿街说唱：“金元券，满天飞，花花绿绿‘好东西’，早上可以买头牛，晚上只能买只鸡。十万金元券，只够量升米。”他的说唱，表达了老百姓的心声，但也激怒了当地国民党政府。从此，反动政府更是百般刁难阿炳。１９４９年春，阿炳被反动政府关进“戒烟所”，受尽折磨。正是因为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屈辱，正是因为扎根于劳苦大众实际生活，阿炳才能走向音乐创作的成熟阶段，并形成独特的演奏和创作风格。《二泉映月》可以说是阿炳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缩影，是一首声声泪、句句血的乐曲。阿炳的创作与某些专业作曲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作品是通过长期演奏和生活逐步积累、提炼而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炳在《二泉映月》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溢着他心灵深处的真实情感和诉求。

　　同阿炳一样，欧洲“近代音乐之父”的巴赫也遭遇很多不幸，晚年也是双目失明。在巴赫生前和死后的５０年间，他的音乐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艰苦和不利的条件下，巴赫创作了很多不朽的作品，开创了西方近代音乐的先河，对人类音乐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在巴赫去世后，他的遗孀和幼女不得不靠救济为生。

　　还有一位音乐大师贝多芬，曾被我国李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称为“乐圣”，正好与阿炳一样，也活了５７岁。贝多芬不到３０岁就患了耳疾，不到５０岁就完全失去了听觉。在痛苦的煎熬和艰难的生活中，贝多芬曾两度写下遗书准备自杀，但他最终没有向命运屈服。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是艺术，是她把我留下来，在我还没有完成我的全部艺术使命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贝多芬勇敢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登上了音乐的巅峰。

　　阿炳与巴赫、贝多芬一样都遭受疾病的困扰，或失明，或失聪，甚至贫病交加，但这一切都没能击垮他们，也没能阻止他们攀登音乐的高峰!作为一位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作为一位没有受过很正规教育的演奏家，阿炳能够大胆创新，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更是难能可贵。

　　安贫乐道，矢志不渝

　　离开道观后，双目失明的阿炳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面对黑暗现实社会，面对各种恶势力的欺侮，阿炳只能运用他仅有的二胡、琵琶演奏技艺与命运抗争，用乐器作为利剑与敌人搏斗。他因此在卖艺求生的艰难处境中，开辟了一条演奏和说唱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因此，他的作品无论是演奏还是说唱，都流露出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对各种恶势力的憎恨与抗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据过去了解阿炳的老人研究和回忆：阿炳演奏过的曲目很多，大部分是他即兴演奏、逐步积累完善或对民间音乐进行改编而成的，具有鲜明的民间音乐的色彩，并能引起群众的共鸣。《二泉映月》是阿炳经常演奏的一首二胡曲，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居民们在晚上常常能听到那动人心弦的旋律。居民们对这首乐曲可谓百听不厌，有人甚至听不到阿炳的琴声就难以入睡。

　　阿炳靠卖艺为生，但他从不主动向人索要钱物，别人给他就收下，收钱也从不向人道谢，若不给他也不计较。

　　阿炳的一身傲骨和凄凉的人生，使我联想到奥地利大作曲家莫扎特。莫扎特坚决地摆脱了萨尔茨堡大主教对他的羁绊，成为欧洲音乐史上第一位“自由职业”音乐家。在那个不依附权贵就会陷入悲惨境地的时代，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获得了自由，但却失去了固定的收入。他只能靠作曲和演出为生，经济上困难重重，甚至经常要靠借债或共济会的接济度日。莫扎特有时穷得连冬天买煤的钱都没有，只得与夫人相拥跳舞来御寒暖身。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下，莫扎特也没有屈服，他仍像春蚕吐丝般地不断创作，给人类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阿炳与莫扎特不同的是，虽然都是在黑暗的社会中憧憬光明，莫扎特却始终未能如愿，而阿炳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迎来了光明的新社会。

　　当然，阿炳音乐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而是与其他有造诣的音乐家一样，是天赋加勤奋学习的结果。阿炳虽然集上面提到的几位音乐大师的种种不幸于一身，但仍坚持音乐创作和演奏，并取得巨大成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可惜，阿炳的绝大多数音乐作品都未能留传下来。１９５０年夏，经杨荫浏、曹安和、黎松寿等人的抢救，用钢丝录音机录下了由阿炳亲自演奏的《龙船》《大浪淘沙》《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以及《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共６首乐曲。这样才使这些宝贵的民乐流传下来。

　　阳光如沐，奇曲再现

　　《二泉映月》不仅是我国民乐的经典，在神州大地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且已跨越国界、穿越时空，成为全世界华人音乐的经典，成为世界名曲。

　　那么，作为曾经只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一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当初是如何被发现和抢救的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音乐爱好者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揭开谜底的最便捷的方法是查阅相关书籍和资料。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但还是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发现和抢救《二泉映月》的真相，我只能是走访与之相关的一些人物了。

　　２００５年，我去南京艺术学院，向专家请教我国近现代音乐的有关问题。当我们谈到《二泉映月》时，我才知道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黎松寿教授，在青年时代就认识阿炳，并且是抢救阿炳的《二泉映月》等六部作品的建议者和参与者，是与《二泉映月》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他也是最积极和热心于传播阿炳作品的人。

　　主要根据黎松寿教授的介绍和其他人的回忆，我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将这段史实记录了下来。１９４８年冬，黎松寿先生通过杨荫浏教授的介绍，在南京古林寺国立音乐院进修，向民乐大师刘天华的大弟子储师竹先生学习刘天华十大二胡名曲。有一天黎松寿去回课，因为天冷，他就在外面先活动一下手指，无意中拉了一段阿炳《二泉映月》中的主要旋律。储师竹教授立刻被这凄美的旋律深深地吸引了。他请黎松寿完整地演奏了这首乐曲，并追问它的作者。经黎松寿解释，方知这是江苏无锡民间艺人瞎子阿炳创作的乐曲，还没有曲名。就在二人聊阿炳的时候，同在国立音乐院任教的杨荫浏教授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进来。他问道：“你们是在说阿炳吗？我认识他，他还是我早年的琵琶老师呢。八年抗战时我在大后方。我也很久没有见到阿炳了，他的近况怎样？”原来，杨荫浏在１３岁左右就曾向阿炳学习过三弦、琵琶，并学了《三六》《四合》等江南丝竹曲调的演奏法。之后，二人又有过两次接触。抗战爆发后，杨荫浏到了内地，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黎松寿介绍说：阿炳现在生活非常困苦，身体也每况愈下，并时常咳血。杨荫浏听后当即提出，要尽快设法将阿炳的音乐进行录音整理，以免失传，遗恨千古。

　　此时的阿炳，已不再上街卖艺，正在为生计而犯愁。不久前，他因为自编自唱了《金元券满天飞》，地方政府官员以破坏国家金融政策为由，勒令他不准在公开场合卖艺，并将有吸食鸦片习惯的阿炳强行送入“戒烟所”两个月。从“戒烟所”里释放出来后，阿炳心如死灰，从此结束了上街卖艺的生涯。这时的阿炳已经５５岁了。阿炳没有钱吸鸦片，犯瘾时就摔东西，甚至连乐器也不能幸免。

　　阿炳不再上街卖艺，还另有原因。有一天，阿炳在白天遭遇了好多不幸的事，当天晚上，老鼠又咬断了他胡琴的拉弓，咬穿了琴筒上的蛇皮。他觉得这不是好征兆，就立誓从此不再演奏了。阿炳停止演奏，好像是出于迷信，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根本原因，而是他感到前途黑暗、心灰意冷。因为他当时常常受到上层社会和其他恶势力的侮辱和打击。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江苏无锡解放了。阿炳和其他人一样从来没有想到，在他生命接近尽头时，命运之神却垂青他这样一个又穷又瞎又病的民间艺人。一根细细的录音钢丝，竟然改变了阿炳的命运，也使人们发现了他的音乐艺术的价值。

　　１９５０年暑假，已经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负责人的杨荫浏先生，按照周恩来总理要抢救我国民间音乐的指示，与曹安和研究员一起带着一台刚刚进口的钢丝录音机来到无锡。这一年，黎松寿基本上没有离开无锡，他在等待着杨荫浏的到来。

　　当杨荫浏、曹安和、黎松寿等人找到阿炳时，发现阿炳已经很久不拉琴了，二胡也不能用了，琵琶也没有了。在杨荫浏等人的极力劝说下，阿炳终于答应了录音，并坦率地说：“我的琴技荒疏太久了，让我练习三天再演奏吧。”杨荫浏和黎松寿很快从乐器店给阿炳借了一把新的胡琴和琵琶。当天晚上，无锡街头又重新响起了那已多时没有听到的阿炳的琴声。

　　杨荫浏等约好，三天后，也就是１９５０年９月２日，晚上７点半在“三圣阁”为阿炳录音。“三圣阁”是黎松寿的岳父主管的一个佛教徒的聚会处，距黎松寿和阿炳的家都比较近。那天参加录音的有：阿炳、阿炳的老伴董催弟、杨荫浏、曹安和、黎松寿、祝世匡(后为沈阳音乐学院琵琶教授)等。

　　这些人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即将开始的这次录音，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同时也给中国音乐宝库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录音这天，阿炳穿戴得整整齐齐，梳洗得干干净净，精神也振奋了许多，似乎不在病中。他先演奏了后来被他亲自命名的二胡曲《二泉映月》。这首经过阿炳几十年来不断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乐曲，拨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弦。随着录音机钢丝带的缓缓转动，它也成为了不朽的经典。最让大家惊叹的是，阿炳荒疏了近两年的琴技，仅仅在街头练习了三天，便非常娴熟。这是何等深厚的基本功、何等坚强的毅力啊!

　　录完一遍后，曹安和把录音带倒回来，放给阿炳听。当听到那从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后，阿炳十分激动。因为阿炳从来没有听见过自己拉的胡琴从录音机里放出的声音。他摸着录音机惊讶地说：“这机器好像有仙气一样的呀!怎么刚拉过就能放出来呢？催弟呀，这就是我拉的琴声啊!”一个曲子放完以后，阿炳还要听。听了两遍以后，杨荫浏就问阿炳：“阿炳啊，这支乐曲叫什么名字？”阿炳回答：“哎，我瞎拉出来的，哪有什么名字啊。”杨荫浏说：“没有名字我们不好向外介绍啊。”阿炳沉吟了片刻，说：“那就叫《二泉印月》吧!”黎松寿想，这是否与阿炳喜欢的广东音乐《三潭印月》有联系啊？杨荫浏也考虑到这一点。杨荫浏说：“阿炳啊，这个‘印’能不能改成附近映山河的‘映’字？”阿炳说：“杨老师，你学问大，我听你的，就叫《二泉映月》吧。”二泉映月，多么典雅的名字，这首二胡曲从此得名。那天晚上，阿炳一口气拉了三首二胡曲。除《二泉映月》外，还有《听松》和《寒春风曲》。

　　第二天晚上，录音地点改在曹安和家。他们又录制了《龙船》《昭君出塞》《大浪淘沙》三首琵琶曲，以及阿炳早年与杨荫浏先生一起合奏过的《三六》(即《梅花三弄》)，但后来由于担心录音钢丝不够用，《三六》被删去了。那天晚上，杨荫浏见阿炳的状态不错，希望多录几首，但被阿炳拒绝了。这位对艺术精益求精、将艺术奉若神明的民间艺人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还要录音，等我温习一个时期再说吧。”于是，他们约好在当年的寒假和来年的暑假再来。

　　录音后的第２３天，已成为新闻人物的阿炳应邀在无锡市牙医协会成立大会上演奏《二泉映月》。从来都是站着演奏的阿炳，这天可以坐下来为大家演奏了。这是阿炳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堂堂正正地登台演出。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他演奏了。

　　１９５０年９月以后，鉴于阿炳在演奏和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去信邀请他到学院来开演奏会。可惜当时阿炳已重病缠身，无法前往。当年的１２月４日，阿炳病故。次年３月２７日，他的伴侣董催弟也去世。一代民乐大师阿炳离我们而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遗憾，同时也留下了欣慰。

　　《二泉映月》录制后，在当时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工作的吕骥等同志的支持下，１９５１年被制成唱片出版，轰动了全国；１９５４年，《阿炳曲集》也得以出版。从此，阿炳的音乐更加深入人心，并且飞越了国界，成为许多世界级交响乐团的经典演奏曲目。就这样，一首由民间艺人在苦难中创作的器乐曲，经过中国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及时抢救，大力传播，终于使之傲立于民族音乐之林，并在国际乐坛上大放异彩，享有崇高的荣誉。

　　江南的水土滋养了阿炳，江南的文化熏陶了阿炳，江南的风雨塑造了阿炳。出自阿炳之手的《二泉映月》，散发着浓郁的水乡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感人肺腑。如果不是黎松寿偶然拉响《二泉映月》的旋律，如果不是１９５０年杨荫浏和曹安和到无锡录音，如果不是吕骥的热心推荐，如果没有这些人和更多人的努力，那么《二泉映月》就会成为绝响。我们应该感谢阿炳，感谢命运多舛的阿炳创作了《二泉映月》！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发现和抢救《二泉映月》的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感谢他们和阿炳共同努力，使《二泉映月》由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登上了经典民乐的殿堂！２００５年秋，我为阿炳刻了一方《二泉阿炳》印，并赋《为阿炳画像》七律一首以寄缅怀之意。“阿炳乃一苦命人，自幼随父入道门；酷爱琴瑟学有成，不羁观规出雷尊；人贫眼瞎流锡城，二泉卖艺为生存；日出奇曲惊现世，名垂青史千古存。”

　　李岚清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原载２００７年第３期《人民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