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的父执辈中，能拉点二胡曲的人实在不少，除了父亲、岳父，父亲的许多同学、朋友，岳父的许多同学、朋友，年轻时都曾在二胡上下过工夫，父亲当年甚至还考取过某剧团的乐队，虽然最后没去。二胡对那代人而言，有点像吉他之于我辈，而就普及程度说，或者还甚而过之。所以口琴虽是我最早学过的乐器（如果那也算“学”的话），二胡却是我最早熟悉的乐器。记得七岁以前，父母因成分问题，被下放到毕节地区大方县百纳中学教书，我大部分时间留在贵阳跟着祖母，但偶尔也会去父母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常常就见父亲端一张无背的高凳面对楼道而坐，闭目垂头，拉二胡，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咿咿呀呀的琴声一直会延续很长的时间。
后来读父亲回忆那段生活的文字，每每就会联想起二胡的音色，联想起百纳中学的操场，还有炭盆、冬天的窗外被大雪包裹得不见一丝缝隙的大山……关于父亲拉二胡，还有两次印象比较深。一次是某年和父母去重庆看外公外婆，住了总有二十来天，父亲整日无事，除了看书，其余时间也就像在大方百纳一样，端一张高凳，坐在外婆家的走廊上拉二胡。人来人往的，也影响不了他。再就是1986年春末某夜，全家四口坐在客厅聊天，东拉西扯说些久远的事情，也说到了二胡，父亲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翻出灰尘遍布的二胡，略为擦拭，又上了点松香，然后就拉了几首曲子，《二泉映月》《良宵》《江河水》……那个晚上给了我某种奇特的感受，于是第二天写了一篇题为《雨季来临》的小散文，想把那些感受以及小时候在百纳听父亲拉二胡的情景都写下来。写完之后，给父亲看，他只淡淡地“嗯”了一声，我却很高兴，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篇散文。这篇小东西后来发在了当年的《山花》月刊上。记得某次跟父亲去吃饭，席间有当时的省作协秘书长尹伯生先生，他提到了那篇散文，气鼓鼓地对我说，一个男生怎能写得这样细腻？
我自己想拉二胡，时间应该是在学习口琴之后不久。一上手，我不知天高地厚，直接就想拉《二泉映月》，开始几个音倒还像模像样，接下来却简直“杀鸡杀鸭”了。父亲在一旁看半天，突然摇摇头，说我不合适学二胡，因为我的“小指短了”。看看父亲的左手小指，果然长，长过了无名指指头以下的第一根骨节。沮丧之余，我又坚持了几天，最后觉得小指短了，的确有些吃亏，这才完全放弃了。但不知为什么，虽然已经决定不再学二胡了，我却保留下来对揉弦动作的浓重兴趣，记忆中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无事，就练习揉弦，也不在二胡上练，而是左手大指按住右手掌心，四根指头依次练习，即便坐在公共汽车上也不闲着。如今想来，简直莫名其妙。许多年后，我做揉弦的动作给拉二胡的朋友看，他们都说仅就动作而言，我揉得还挺标准……
那之后二十多年，没怎么再见父亲拉二胡了，问他原因，他说二胡的指法弓法发展得越来越复杂高难，应付不下来了，所以没兴趣再拉。某次父亲放阿炳的原声录音《二泉映月》，突然叹息，说现在的二胡演奏家，无论琴的质量，还是拉的技巧，都不知比老一辈高出多少，但却再拉不出那种苍茫的人生感慨了。类似的话傅聪先生也说过，不过说的当然不是二胡，是钢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