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生于天津。7岁开始受二胡演奏家父亲宋国生的启蒙教育，学习二胡。1981年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入中国音乐学院。现为中国当代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1989年4月参加第一届《山城杯》全国部分民族器乐电视大奖赛，获二等奖；同年6月参加首届《ART》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并获中国“金唱片”奖，中国唱片“金碟”奖，中国国际音像博览会“特金奖”，“亚洲十大发烧唱片”等。
印象：民族艺术的美丽符号
4月3日，天津的女儿、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回来了，这次她是专程回来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个月前，她的父亲——天津音乐学院的宋国生教授，刚刚举办了从教50年学术与展演活动，当时我有机会与宋国生老师及夫人(原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阎璞老师相识，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却成了很好的朋友。得知我想采访宋飞时，宋老师一口应允代为联系。我知道宋飞很忙，也知道尽管宋老师老两口热情帮助，但女儿宋飞已经不完全属于他们，估计采访会有一定的难度。没承想，4月1日宋老师便发来短信，说宋飞4月3日回天津，你可以来采访。原以为宋飞回津还有其他事情，但宋飞说：“除了看望爸爸妈妈，就是专程回来接受您采访的。”宋飞还说，自打《天津日报》登了“我与女儿宋飞的故事”后，爸爸对《天津日报》特有感情。其实爸爸不是第一次上报纸，但他感觉党报的文章真实、生动，教育意义大。所以，对我从不提要求的他，很早就跟我商定接受《天津日报》记者采访的事。
见到宋飞本人，感觉台上台下的她判若两人。台上的她光彩照人，大气，柔美，不仅展示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底蕴和功力，同时还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秀外慧中。难怪有人说，因为爱宋飞爱上了二胡；也有人说因为爱二胡爱上了宋飞。总之，在人们心里，宋飞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一个美丽符号，可以诠释历史悠久、内涵深邃的东方文化。台下的她朴实无华，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尽管身兼诸多要职，但接受采访时却没有一句假话、空话和大话。她直言目前中国艺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中国民族文化为什么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还有如何看待艺术院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等，言简意赅，深刻透彻，令人肃然起敬。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宋飞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是一位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教育家和艺术家，虽然现在她依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还用弓弦和旋律传播展示中国音乐，但她内心的追求与理想，早已跨越了舞台与讲台。在她看来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价值，不在于自己的一生有多精彩多完美，而在于为民族为世界保留和传承了多少人类最美好的精神文化财富。所以，在民族音乐的天地里，她愿做一只勇敢的头雁，努力飞得更高、更远。
多年来，作为著名艺术家的宋飞，一边挖掘整理前辈们优秀的作品，一边用自己的精湛演奏把它们展示给社会，比如著名盲人二胡演奏家孙文明先生的老作品《流波曲》《弹乐》《送听》，就是宋飞在音乐会上演奏后再度流传；再比如她在社会上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独奏音乐会——“华凤琴韵”，演奏的也全是二胡前辈刘天华、阿炳的作品。宋飞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两次演奏《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令所有观众深深为之感动。当地媒体评论说，没想到中国二胡神奇的两根弦，音色与表现力可与四根弦的小提琴相媲美。这正是宋飞追求的效果，她说就是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底蕴深厚，且美妙动听。她还大胆改革创新民族音乐的演奏形式，至今，她与“华韵九芳”女子乐队的美丽倩影还留在许多乐迷的记忆中。她与交响乐团联合奉献的二胡协奏曲《洪湖随想》《红梅》等仍然回响在观众的心头。她用十三种民族乐器演奏的《弦索十三弄》音乐会，堪称民族音乐家的里程碑；她与亚洲爱乐乐团合作的中国首部音画《清明上河图》(CD)，开启了民族音乐与时代完美结合的大门。前不久，她又带领中国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举办了一场名为“春华秋实”的民族音乐会，还用民族乐器编演了首部音乐剧《如来梦》……
作为教育家的宋飞，当园丁是她从小萦绕在心头的梦想。1999年，正当她在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时候，毅然转身回母校——中国音乐学院执教。她既敢于面对教育界的不正之风，通过央视的新闻调查——“命运的琴弦”，大胆揭露“艺招”中的某些阴暗面；也辛勤、真诚地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学生。她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民族艺术家，才能使中国音乐源远流长。她从班主任做起，当过系主任，也当过处长。现在虽然担任副校长职务，但她始终没忘记自己还是一名教师，她想培养更多的学生超越自己，让中国的民族音乐在世界回响……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独特的魅力
记者：文化强国是今年中央提出的发展战略。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宋飞：我认为真正的强国，应该是经济发达文化发展。现在世界上的强国，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在努力保护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没有历史缺少文化的，也在创造历史和打造文化。可见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到了21世纪，文化就是产业。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身来，回望自己的历史文化，因为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记忆，也沉淀着民族的精华。丢弃了民族文化，就会变成失忆的人，不知自己从哪来向哪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挖掘保护自己的文化，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当然，保护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话，要脚踏实地地去做。
记者：您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演出民乐，感觉中国民族音乐国外观众能接受和理解吗？
｜宋飞：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能接受贝多芬、海顿、柴可夫斯基和肖邦的音乐，那么外国人也能接受《二泉映月》《江河水》《空山鸟语》《清明上河图》和《雨打芭蕉》。以往我们有个误区，认为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音乐，所以多年来我们派出的团体、演出的节目多是些表现民俗和技术的，热热闹闹既有效果又有观众，比如杂技、吹打乐等。其实，优秀、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外国人不仅能接受而且非常喜欢，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说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两次演出吧，拉的曲目是《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除了现场受到热烈欢迎外，后来我从当地转播的电视节目里发现，观众的神情都非常专注，他们的目光与表情告诉我，他们完全理解了我们音乐中所表达的内涵。当地的艺术家告诉我，他不仅能从《二泉映月》中感受到那位民间艺人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还能从起伏跌宕的旋律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个性、苦难、耐力与坚韧。从《空山鸟语》中听出了人与鸟的“交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实不仅在维也纳，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这些年无论我到哪里演出，都能从同行与观众的目光中，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所以我对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充满信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宋飞：细腻、交融有意境，是中国民族音乐最显著的特点，跟中国画一样，崇尚自然崇尚和谐。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名家大家的画，多以自然山水为主，人在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缀。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是绵延不断的群山、激流飞溅的清泉、苍松翠柏的森林、鬼斧神工的奇石，而非一群人或一个个人。西方的名家名画，多以人物为主，比如最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不仅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背后的景色基本看不清。可见中西方艺术各有特点，追求的意境也不一样。画如此，音乐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讲，中国传统音乐的立意既不为表现自己，也不为赢得别人，而是用来与天地自然交流，表现世间万物的和谐共处，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的大美。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背着琴笛云游四方，激情所至时山中、湖畔、林间、荒原处处都是舞台，自然界的声音和他们的心声交融在旋律中，怎么想怎么拉，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但却都是从心底流出的音乐。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可以跨越时空永不陈旧。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对民族音乐理解得不够深刻，有些甚至流失了。
21世纪在东方找艺术灵感
记者：有人说中国民族乐器表现力差，中国民族音乐落后。是这样吗？
宋飞：我认为乐器的表现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乐器出现得很早，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比如我们出土的古笛，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可想而知，农业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其生产工艺、能力和条件，都没法跟西洋乐器出现时的工业时代相比。西洋乐器中的铜管、钢琴、竖琴等，有那么响亮的声音和精致的外观，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工业时代，历史多说不过几百年。再说，西方音乐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为了表演给别人听的，无论教堂的演奏、唱诗，还是走进大厅剧院的公演，都是有观众的，所以需要音量大、声部多、阵容强。而中国音乐的最初立意，刚才说过了，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感觉，吹拉弹唱都是给白云、小鸟、清风、松涛听的，别说用不着也没有那种响亮的乐器。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音乐表达与追求，也有与之相对应的乐器，科学地讲，不同民族的音乐表现能力，是差别而不是差距。
当然，时代在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固守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和自我，就无法与时代融合。所以，我们要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这些年我和许多搞民族音乐的艺术家们，都在积极探索和研究，如何让民族音乐融进时代，重新焕发民族音乐的青春。我觉得，这些年的努力虽然还没达到轰轰烈烈的程度，但是我们已经迈开了双腿，用时尚的话说，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比如，刘天华先生早就尝试了中西结合的方式创作，我也积极推进和实践音乐的中西合璧，比如先后与多个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阿炳的《寒春风曲》《烛影摇红》《二泉映月》《相约月圆时》等，效果非常好，不仅为年轻人接受，也受到国内外艺术家的好评。如今，对于中国音乐的丰富厚重，也许我们自己还不够敏感，但世界乐坛上已有这样的说法——21世纪在东方找艺术灵感。我想，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趋势和潮流。
学艺术的孩子人生更丰富多彩
记者：您身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知道社会上流传艺术院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吗？为什么尽管如此，仍然还有那么多人报考艺术院校？
宋飞：“毕业即失业”的说法，肯定知道(笑)。不过，这得从哪个角度看。如果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按传统就业标准，只有到了专业艺术团体，有舞台可登、有电视可上、有铁饭碗可端才叫就业，人人都站到金字塔的尖上，才叫学有所成，那么就业率肯定不高。因为现在国家养着的艺术团体越来越少，演出团体与剧场经营都走向市场。为生存也为盈利，所有专业艺术团体严格控制名额，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要求一专多能。但事实上，据我了解，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绝大部分可以用自己的艺术专长自食其力，用老百姓的话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算不算就业？再说，搞艺术的年轻人，有时还不愿意被束缚，也就是说他们“选择失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孩子，生活的路会更宽更多，他们的内心也更丰富、温暖。所以，“毕业即失业”的说法，有一个就业观念上的问题。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报考艺术院校？我觉得除了有些家长和孩子抱着“明星梦”想走捷径外，更多的还是孩子自己喜欢。艺术可以打开通向世界的另一扇门，让人的内心更充实，让人生更丰富更精彩。当然，我说的精彩，不是指成为明星、大腕，而是在普通的生活中，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我所知，芬兰是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搞得最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我到那里的艺术院校考察时，了解到在芬兰学艺术的人最受社会欢迎，人们普遍认为学艺术的人，工作有激情，待人有温情。因为学艺术的人懂得，有起伏有变化的音乐才美妙动听，所以工作中遇到问题或与人发生矛盾，不冲动不回避，能很好应对和处理。芬兰的同行还告诉我，当地企业招管理人员，政府部门招公务员时，不仅不排斥学艺术的人，甚至学艺术的人会被优先录用。
记者：如今国内外艺术院校的竞争很激烈，怎么才能使中国的艺术教育跟上时代，培养出既全面又有特色的人才呢？
宋飞：我始终认为优秀的人才，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是艺术。也就是说他要对所学的艺术专业，有“入木三分”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历史、人文、作曲家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内涵等。与此同时，还要广泛涉猎相邻相近以及国内国外各流派的文化艺术，开阔眼界，找出彼此之间的特点与异同。说实话，有一段时间，国内的艺术院校注重学生专业技术的培养，忽略了文化素质的培养。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拿我们中国音乐学院来说吧，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我们常把人文方面的学者与专家请进校门，开设人文大课堂。与此同时，我们还让学生走出校门，接触了解真实生活，实地感受民族原生态音乐。现在只要学生有好的选题，学院都会为其提供五千元的经费。可以说，学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激活学生内心的灵感火花，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其实，教育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传授，更在于引导。
记者：有时能看到您在一些二胡比赛上当评委，每天工作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些活动呢？
宋飞：说实话，我很愿意给业余选手的比赛当评委。我曾跟许多朋友说，听业余选手拉琴是种享受，因为他们拉琴完全是出于对二胡的喜爱，不功利、不迎合，所以投入了全部激情。我感觉他们指间流出的旋律，与其说是琴声，不如说是心声。我自己有体会，演奏时只有忘记了自我忘记了功利，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音乐中。也许每个人的技术有差别，但如果对音乐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技术再好也不能感染别人。相比之下，有些专业选手尽管技术很棒，曲子拉得也很完整，但却不能打动和感染他人，原因就是没有业余选手的那种“忘我”。当然，我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还有一种意愿，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喜欢并学会演奏民族乐器，让民族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除了教学和演出，现在还在做什么？
宋飞：在做音乐民生工程，就是让民族音乐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个工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的是我们的确需要一批艺术家，深入社区演奏或辅导，让人们了解喜欢；易的是我们毕竟有传统，上世纪出生的几代人，十之八九会“玩”乐器，而且民族乐器易学易会投资有限。我想，做这个工程甭管难易，只要去做就会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