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不斜视”地拉二胡，从未感到迷惘与不适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的春日午后，一个17岁的小女孩用娴熟的技法、精准的表现征服了苛刻的评委，成为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的头奖获得者。

■ 闵惠芬和“上海之春”的50年

 

　　从“开辟鸿蒙”到“三十而立”，“上海之春”走过了53年历史，那些最初在“上海之春”崭露头角的新人，如今已走过大半人生，也见证了音乐艺术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和坎坷。早报记者独家专访两位与“上海之春”渊源已久的老艺术家，听他们谈谈自己与“上海之春”的往事以及对“上海之春”精神的领悟。

 

5月12日，闵惠芬在上海音乐厅“一江春水”音乐会上表演二胡。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的春日午后，一个17岁的小女孩用娴熟的技法、精准的表现征服了苛刻的评委，成为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的头奖获得者。50年后，第30届上海之春上，年近古稀的闵惠芬一席宝蓝色亮片晚礼服配白色纱质披肩登台“一江春水——闵惠芬上海之春获奖50周年纪念音乐会”。无论《逍遥津》有板有眼地演绎出汉献帝被逼宫后的捶胸顿足，声腔化的胡音准确抓住京剧唱腔中的气贯长虹；抑或《洪湖主题随想》中革命者对人民的款款深情以及英雄儿女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磅礴气势，都无不令人感叹，这是一种将时代记忆和民族艺术精华刻进灵魂中的演绎。这种演奏一气呵成，无需任何修饰与装点，却能轻易精确地击中每一个与听者记忆相通的“神经元”。如潮的掌声中，闵惠芬踉踉跄跄地起身向观众鞠躬，而观众们并不知道，这位二胡大师是拖着病体，硬撑着一股精气神来与听者分享她的回忆。

　　

永无止境的《二泉映月》

　　1945年11月23日闵惠芬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小山村，这里也是瞎子阿炳和刘天华的故乡。浓郁得无处不在的民间音乐的环境从小就回响在闵惠芬耳畔，江南丝竹、苏南吹打、锡剧评弹等“吹拉弹唱”开启了闵惠芬的音乐人生。闵惠芬的父亲闵季骞是刘天华的再传弟子，自然也是闵惠芬的启蒙老师。8岁时，闵惠芬开始随父学习二胡，父亲的二胡不让女儿碰，她的第一把二胡是用蛤蟆皮自制的“山寨货”（通常二胡用蛇皮）。13岁的闵惠芬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师从于二胡教育家王乙和陆修棠。五年后，才上高二的闵惠芬通过音乐学院的重重选拔，成为了当年“上海之春”二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闵惠芬告诉记者，“当时选拔严格也公平，所有音乐学院的人都可以坐在台下观摩，我们在幕后拉，只听得到声音看不见人。整个音乐学院本科加附中选出了两个人。”

　　比赛上，第28个出场的闵惠芬的一首《二泉映月》技惊四座，对作品中“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愤懑和表现瞎子人生经历的辛酸”的超龄的表达惊艳全场。闵惠芬如今回忆50年前的自己，面对这首“必选曲目”硬着头皮上实属无奈，也自知当时的人生阅历完全不足以达到对作品的透彻领悟。正如“文革”结束后，在复出的首场演出前独自到无人的剧场里呆坐一小时以求寻得阿炳作品中“路途遥遥何处是尽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受一样，闵惠芬说，即便今日，自己再拉《二泉映月》，依然要下功夫去回忆很多东西，酝酿情绪，“一首曲子的难不在于速度有多快，技术有多新，像这样人人都熟悉的朴素曲调，意境和情怀才是难以表现的。”

　　

民间音乐是艺术之魂

　　关于闵惠芬的演出有过许多传说，比如“用二胡迷住了金日成”、“感动得小泽征尔跪地痛哭”。后来更有“6次手术15次化疗战胜绝症”的事迹以及“让二胡‘开口唱戏’”的创举，而这些闵惠芬如今也不愿再多谈起，“老生常谈的过去，说得够多了”，而她和记者谈教育、谈音乐的现状倒是十分起劲。虽然几度说，“我在生病，我累了”，但话头转到民族音乐的种种现状，她又滔滔地打开了话匣子。

　　比起抗癌的艰辛，闵惠芬更愿意谈她复出后眼见着中国音乐界面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刚刚脱离禁锢的年代，西方风潮一下子涌进来，到处都是迪斯科、摇滚、爵士，包括港台地区的流行音乐，加上长期压抑之后的反叛心理，年轻人觉得国外的都是好的，民族音乐沉到了谷底。”闵惠芬回忆，民乐最不景气的时候，民乐团在台上演经典作品，台下的年轻人就起哄，扔东西，让演奏者下台。闵惠芬当时还没有完成最后阶段的化疗，便以个人的名义深入校园、社区，开展民乐的普及教育，教学生们认识乐器，了解音乐背后的传统文化。当年的校园中充斥着节奏强烈的流行乐，她的二胡起初只能吸引来小部分人，可是拉着拉着，隔壁教室的音乐停了，人群渐渐聚集到她的面前，这让她更坚定了民族音乐不会消亡的信心。在许多人认为民族音乐不景气的今天，闵惠芬却对民乐的未来充满信心，“现在有上百万人学习二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盛况。”

　　相比于民间的“复苏”，闵惠芬更担心的是音乐界人士逐渐抓不住民族音乐的“魂”，“今天的学生起点比我们高，手指比我们快，心里却是空洞的。音乐学院在训练体系上更规范和科学了，但只教技术，对于民间音乐这么大一块宝藏视而不见。”

　　闵惠芬同记者说起10年前去兰州在广场上看皮影的经历：不满足于只看皮影的她悄悄钻进棚后，看到打着赤膊把香烟夹在耳后的民间老艺人，放下二胡吹唢呐、吹罢唢呐又敲锣，十八般武艺齐上身的把式令她至今想起仍感触良多。闵惠芬说民间音乐对于自己的启发就如同“开天眼”。从年少到如今，无论山歌小调还是地方戏曲，她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主动去找当地的音乐来听，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她，“现在有些作曲家为了写一个曲子刻意去听那里的音乐，这样的功利让一些民间元素只能浮于表面。”

　　闵惠芬获得“上海之春”大奖以来的50年，也是整个文艺界翻天覆地的50年，经过“文革”的惶恐和低潮、西方文化侵袭的风潮、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无论创作者的创作抑或欣赏者的欣赏都与过去大相径庭。但闵惠芬说这些从未令她感到不适应或迷惘，“我不管别人做什么，试验也好、赚钱也罢，我知道我拉的是二胡，是人民的艺术；我知道自己的时间宝贵，我不会浪费时间去做不受人民欢迎的事。”几年前香港音乐家协会主席朱道忠称她“一生从事音乐事业目不斜视”，她初听觉得好笑，想想觉得十分中肯与贴切，现在也常拿这句话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写照与他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