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缅怀先贤、激励新人，上海之春今年首设了“向大师致敬”系列音乐会，已逝“二胡皇后”闵惠芬在纪念之列。同时，音乐节的首届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论坛于4月30日举办，首届论坛主题亦从闵惠芬延展开来，“从闵惠芬的二胡艺术谈当代民族音乐创作的人民性”，探索中国民乐的发展之道。
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的观察里，“创作”仍是中国民乐发展的瓶颈与短板，中国民乐创作也始终存在身份焦虑，在两个极端里徘徊：一来，演奏家们习惯量身定做，自产自销。因创作能力有限，部分演奏者数十年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应对各种题材，写不出自己的小圈子；二来，改革开放国门大开，西方音乐和五花八门的写作技术蜂拥而至，青年作曲家紧盯外来技术和国际作曲大赛，比新奇、比张力，“所谓的新潮音乐越写越难听，乐队不愿演，听众不愿听。”
对中国民族音乐而言，闵惠芬堪称民乐兴繁时代的一个映射。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杨光熊看来，闵惠芬之所以能在民乐界拥有无数拥趸，皆因其艺术生涯践行的核心，始终是“人民性”，“她的演奏始终贴近时代、人民和生活，她是人民的艺术家。”
自1963年在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上夺冠，闵惠芬便没有离开过舞台和观众，其舞台时间跨度之长，演出场次之多，受众面之大，当属中国之最。杨光熊举例介绍，1994年至1997年上半年，闵惠芬共举行65场独奏音乐会和专题讲座，参加“民乐会知音”等普级音乐会687场，参与人数达62万，“这个数字是一个艺术家贴近人民的真实写照。”她登过大雅之堂，也上过山下过乡，其二胡演奏既能阳春白雪，又能与普罗大众走得亲近。
而除了人民性，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岳峰认为闵惠芬的成功还离不开“民族性”。“将音乐比作烹饪，人民性就是这道菜为谁做，民族性就是你做西餐还是中餐？”近些年，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一直在强调“去民间化”、“去中国化”，但中国古语早已有言“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中国和西方的音律本就不同，在国人将转基因食品视作洪水猛兽的今天，中国民族音乐是否正在走“转基因之路”？而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音乐学体系，是不是中国音乐自我转基因的起点？
岳峰以二胡举例说，中国的二胡正在走向小提琴化、钢琴化、交响化，二胡创作离我们的母语越来越远，离听众也越来越远，“刚开始是方言，后来是普通话，接下来是英文。”以至于有人惊呼，要警惕二胡由深植民间走向庙堂的危险，而这也正是中国民乐在现代发展的缩影。
再看中国的民乐团，也越来越像西方管弦乐团的复制之作，而这种大型且工业化的思维，是否又是中国农耕思维变通的正确之路？在关注西方交响化模式的同时，中国民乐忽略了先秦礼乐、唐代宫廷乐队等传统组合，忽略了江南丝竹、西安古乐等民间音乐，而过于强调民族管弦乐团的西方思维，“中国民间音乐的财富太丰厚了，先人有那么多智慧，是否真的就是落后和老土？”
反过来问，中国民族音乐的根和DNA到底是什么？“闵惠芬二胡艺术的成功，证明根就在脚下，路也在脚下，就是从地方吸取民间音乐。闵氏二胡演奏声腔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开启了现代二胡的寻根之路。”岳峰说。
杨光熊观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少人创作出有地域风格的小型二胡作品，颇受民众欢迎；职业作曲家也创作过大型狂想曲、协奏曲、随想曲，从技术上将二胡演奏推向更高的艺术层次；但也有部分作曲家从无调性音乐出发，在拙劣的复制中创作了不少无旋律、无章法，远离时代和民间传统而束之高阁的徒劳之作。在他看来，面对西方音乐的强势，中国民乐在传承基础上求变是必需的，但这种推进必须是“杂交不变种，移步不变形，要固本求源，而不是舍本求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