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时没有合适的扩音设备，在那么空旷的礼堂里奏琴，效果可想而知。说王露奏琴如“打着算盘”，联想还真传神。这大约是现场众多听琴者留下的唯一的感想记录了吧。
周作人自称不懂音乐，所以写《国乐的经验》，其实就是“听不懂的经验”。他写道：
第一回在民国七八年，北大开了一个古琴演奏会，蔡孑民主席，郑重介绍古琴专家、山东王露先生，地点是三院大礼堂，实际只是一所大房子，可以算是风雨操场，也可以当饭厅的。排坐在板凳上的人看见王露先生走上来，开始弹奏，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拉长了耳朵听着，却听不到什么声响，只远远的望见他的手上下移动着，好像是在打着算盘。
第二回是民国十八九年，我同了女儿到女子文理学院去看秘书郑颖孙先生，他也是古琴专家，承他的好意特别为我们弹了一曲。在他办公室内，只有主客三人，琴声是听得清了，只是丁一声东一声的，不敢说不好，也总不知道它是怎么好。大概弹的人弹给外行听也已弄惯了，似乎并不怎么样，在我却不仅心里很是抱歉，也有点惭愧，因为不懂古琴总是不大名誉的。
据《蔡元培年谱长编》，周作人的头回听琴经验发生在1918年5月18日。年谱里摘录了蔡元培的发言，果然是相当“郑重”的。只是当时没有合适的扩音设备，在那么空旷的礼堂里奏琴，效果可想而知。说王露奏琴如“打着算盘”，联想还真传神。这大约是现场众多听琴者留下的唯一的感想记录了吧。
至于第二回听琴的经验，周作人还在另一处说起过。那是他写《鲁迅的故家》时，发挥鲁迅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句话“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老百姓虽然不知道司马相如琴心的故事，但起这名字却极是巧妙，我也曾听过古琴专家的弹奏，比起来也似乎未必能胜得过。”这篇文字写于1951年7月，郑颖孙死了差不多一年罢，若他地下有知，故友觉得古琴之声尚不如蟋蟀鸣叫，不知道会不会还“似乎并不怎么样”呢？
这篇短文通篇老实的外行话，但能外行得讨人喜欢，又何况拿手的话题呢。这就是周作人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