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活在当下，有喜有忧

　　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只能玩麻雀。

　　上面这句大实话可能招致新左派的炮轰。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国人确实是很会玩的。

　　盛世玩，乱世也玩。据说最会玩的族群是八旗子弟，甲午年跟小日本干仗时，八旗军接了圣旨后浩浩荡荡出征，龙旗飘飘的队伍里就有提笼架鸟的主儿。老舍笔下的人物，也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看了他写的京城人物，就知道旧中国的气数，在玩的过程中慢慢耗尽。

　　中国人会玩，也给中国文化留下了无比丰富、挖掘不尽的遗产。今个儿的“非遗”，基本上都是玩出来的。再说我们玩什么，绝对跟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吃饱了喝足了手里有几个叮当响的，才有可能臭气相投地玩一把。再看看星散于世界各国的华人打麻将，哗哗声一直惊动着外国的月亮。

　　再说近的吧，30年前，交谊舞成了社会开明的象征。老百姓春江水暖，很快支起了麻将桌。接着是收录机，从单喇叭玩到四喇叭几乎一路“快进”。并行不悖的是录像机，这玩意儿大大刺激了盗版的影视制品，顺便推动了性解放。然后玩起了卡拉OK，现在升级版是豪华歌厅。接下来开放艺术市场，兜里有俩钱的开始玩古董，那个事情闹大了，现在据说全国的收藏爱好者加起来得有上千万，当然，玩假的多过玩真的。必需的，拍卖行也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槌声。个中的好事臭事蹊跷事，咱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再后来，玩意儿越来越细分化了。男的玩柔道、跆拳道、剑术、射箭还有骑马，女的玩瑜伽、肚皮舞、钢管舞，绣十字和打毛衣？ “静如处子”啊！洗脚、推油虽然也是男人所爱，但说不出口。

　　越玩越高雅了今个儿，在吃酒品茶吸雪茄等粗放型、贵族型、俱乐部式的玩法之后，在人头马、拉菲、茅台、普洱、烟斗、羊脂玉、翡翠、蜜蜡、寿山石等品种被再三炫耀同时再三转手之后，今天玩家瞄准了大有学问的“非遗”，比如古琴、昆曲和香……

　　如果说，原始的玩法迫切要解决的是“嚼头”，对胃袋构成实实在在的饱胀感以及那一声极富抒情意味的饱嗝，那么升级版的玩法，则诉诸感官刺激，玄妙在于听、看、嗅……并希望通过玩，重组社交圈子，提升所谓的品格。

　　对“非遗”而言，商业的介入客观上提升了社会知晓度，但专业人士的化身重影，却另有一番深意。热爱传统文化，原来可以在享受中达成落实，可以与经济利益嫁接。其中的积极意义，可解读为“非遗”从庙堂走出，进入客厅，从文人雅事的小众趣味发散为小资白领的兴趣。成为玩意儿的“非遗”，比博物馆里的展品强多了，第二次生命由此获得，动用财政资源也可以比较少。有这般好事明摆着，还能对玩家求全责备吗？(唐 羽)

　　戴晓莲：亲历古琴冷与热

　　古琴很古，有三千年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顽强生命力的

　　难以数计的中国古老乐器都烟消云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们只能在《辞海》或专业而冷僻的音乐典籍中看到它们枯枝败叶的形象，也无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极简约的古琴传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一直将古琴视作自己的生命伴侣。倾听与诉说两种功能结合得最完善的，当数古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必具修养，抚琴、挂画、品茶、闻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这里的琴，古称瑶琴、七弦琴，到了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并非体形稍大一点的古筝。

　　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文人墨客对这个意境神往不已。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快放不下一张古琴了。”戴晓莲对记者说。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授课的时间到了，三个学生如约而至，开门间隙，二胡或琵琶的声响就从扁扁的门缝里钻进来，这个楼面是民乐系的。师生坐下后，先喝一杯乌龙茶，让心静下来，手机关了，戴老师约略点头，一个学生就将手指按在弦上，乐声响起，记者听出是《渔樵问答》，从地老天荒传来的内心沉吟。

　　戴晓莲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学琴教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尤其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喧腾声中，对“当春乃发生”的“古琴热”现象，提供一种可以冷静分析的样本。

　　命若悬弦，可能就是古琴近百年来的身世写照。

　　在油氽花生米的刺激下偷偷学琴

　　1971年末，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社会环境有所松动，当时上海出现了学琴热，光是学小提琴的就有十万之众——以中小学生为主，那么民族乐器也有人在学了。随着以一曲《战台风》而名动神州的筝成为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那么古琴这个老古董也允许露面了，至少不会有人像阿Q造反时冲进尼姑庵那样再革它一革。

　　这个时候，张子谦老先生从牛棚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家。张子谦是谁？他就是戴晓莲的叔外公，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古琴教育家，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驰名琴坛，被誉为“张龙翔”。他20岁时到上海谋生，几乎一辈子操琴，在我国近现代琴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他把琴曲中频繁的速度变化转换为一种独特语音乐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吴景略的流美绚丽，而是表达出一种极具自我意识、气息宽广、随心所欲的心声，体现了一种韵律之美，开创了琴坛生机勃勃的新风气。张子谦在建国前参与“今虞琴社”的创办，并接待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建国后整理出《秋吟》、《楚歌》等古曲，带出了一批学生，还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几部动画片配过乐。这样一位民乐专家，至“文革”一来，自然成了封资修的老朽，送进牛棚。

　　好了，这个老古董回家了，戴晓莲此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顽皮得像个男孩，对古琴一窍不通。她对记者说：“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趴在九叔公家窗前窥视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弹琴，就推门进去坐在边上听一会。当时学校里不读什么书，九叔公看到我玩的时间太多，就有意让我跟他学习弹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从此每天放学后就到他家学琴了。他从来不教看谱，弹一句我就跟一句，哪个位置，哪个手指，哪样音调，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严责我，只是长吁短叹：‘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笨死了！又忘啦？’如果玩得像点样子了，他就会拿出油氽花生米奖励我。”

　　当然，此时古琴还没有像筝那样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学琴只能关起门来学，鬼鬼祟祟的跟偷听敌台差不多。张子谦反复叮嘱戴晓莲和她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提“古琴”两字。但日子一久邻居还是知道了，点拨小姑娘：“这个琴是‘四旧’啊，早就扫进历史垃圾箱了，还学它干什么？你既不能靠它找工作，到了工厂、农村也没人欣赏，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小姑娘戴晓莲犹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来学琴，极其虔诚的神情甚至让她困惑不解。“有一个叫冯舜钦的，是开公交车的，他痴迷古琴，弹奏，还在民间搜集。他三天两头来九叔公家，有时候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达，他不惜反复弹上一百多遍。来得最多的就是吴文光、龚一、成公亮和林友仁，应该说他们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龚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车一蹬就到，吴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来沪出差的机会来拜访九叔公。有一次，吴文光带来了他的新改编曲《浏阳河》，来九叔公家一弹，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古琴还能演奏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我对新事物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即讨教吴文光，九叔公马上对吴文光说：‘对！教教晓莲！’转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弹不了了。’”

　　在张子谦“太笨了”的温和责备声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学生戴晓莲慢慢学会了看减字谱，简单一点的古曲也弹得有点像了。九叔公家里来了客人，也会让初生之犊为客人献上一曲。“到了十三四岁，我就能弹他的老三曲《龙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时他就夸我指力好，弹得轻重强弱各有分寸，他对我指甲的天生条件也很满意。指甲的好坏在于，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学时考官还考察考生的指甲条件，现在根本不提了。”戴晓莲说。

　　“文革”终于收场了，弹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张子谦成了出土文物，来拜访、看他弹琴的人越来越多，戴晓莲由此见到许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头还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发现在中国玩古琴的还有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间的情谊与人品，真如古诗所形容的那样，绝对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风明月。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戴晓莲琴艺突飞猛进，1983年，她就与张子谦、沈仲章等大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琴打谱经验交流会。

　　一个学生，一个老师

　　打谱，这是什么玩意儿？简单地说吧，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曲谱有150多种，其中已经有700多首古曲没有音响资料，也就是说后人不知怎么样弹奏，成了“绝响”。在古代学琴，一般是师徒口口相传，琴谱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节的长度，不像五线谱那样严谨记录每一音符的高低、强弱、长短，拿起来就可演奏。那么要使死去的古琴曲复活，必须由后人根据传世的减字谱，悉心领会古曲的诗意与境界，慢慢破译旋律与音符长短、轻重、徐疾、抑扬等密码，使之成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这情景有点像给古文断句、补字，但难度又远远不止这些，还得加上注释，今译等。一个大师级的古琴家，比如张子谦，一生中也就临深履薄地打过十来首谱。

　　“打谱是很难的，过去说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时间，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试奏，大家认可了才行。专家不认可的话，你就白干了。打谱如同作曲，有琴家个人的艺术创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风格的体现。”戴晓莲说。

　　张子谦在“文革”前就受聘于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70年代后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上音的古琴专业就此恢复。后来他又被聘为上音音乐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那时候，戴晓莲除了见到许多国内的古琴专家，还看到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继来上海拜访张子谦。

　　中学毕业后，戴晓莲就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这一年民乐系只有七个学生，其他六个都是从附中直升上来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个古琴专业的学生呢，只有她一个人，第一个老师就是她的九叔公张子谦。这个情况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样教，区别仅在于从家门转入校门，张与戴确定了官方的师生关系，上音则有了一个古琴专业。主要原因是上音没有专门的古琴老师，后来教戴晓莲的老师如姚丙炎、龚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游戏一样，但自古以来的口口相传提升为现代艺术教学模式。

　　孤独，并忘情地弹着古老的琴，这情景倒有点像坐在小溪边弹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毕业时戴晓莲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当时大学还是包分配的，但整个上海没有一家单位有位子给她。其时，在《乡恋》突围之后，邓丽君的情歌在严打之后还是像“一枝黄花”那样疯狂遍及神州大地，紧接而至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再后来，轻音乐和电子音乐携手而至，占领大小音乐会的舞台。

　　十五年的“空白”与高罗佩的“断弦”

　　所幸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留下了戴晓莲，但一时没有课程设置，她只能在图书馆资料室给唱片编目录。这一干就是7年，弹琴，只能是回家后的自娱或研究。后来，她在校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校刊主编觉得她的理论素养不错，问她愿不愿意到校报工作？于是在1992年底，她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编辑部的编辑。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后来上音民乐系根据她的专业特长，给她安排了古琴必修、选修课程，此外，她有时还教教外国留学生，但身份一直是模糊的。

　　当然留学生不管身份不身份，他们对古琴的兴趣与认识，倒比国内有些音乐教授还高。也因此，1991年，在留学生的联系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向戴晓莲发出邀请，请她去那里做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她拿着邀请函请系领导盖章，某领导觉得戴晓莲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没有资格出国做访问学者，这把她气坏了。最后在院有关领导的力挺之下终于成行。

　　到了荷兰，戴晓莲访问了在海牙居住的汉学家高罗佩的遗孀水世芳女士。“大家今天都知道高罗佩是中国通，写过《中国古代房内考》，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还写过《中国迷宫命案》这类推理小说，其实他还研究过古琴。起因是在1943年中国抗战期间，在重庆他认识了水世芳。水世芳出身名门，父亲水钧韶是外交官，后来当过天津市市长。水世芳从知名女校慕贞中学毕业后，考进长沙临时大学，这所学校南迁后并入西南联大。不久，水世芳肄业后进入荷兰驻中国重庆大使馆工作。而此时高罗佩是荷兰驻重庆使馆一秘，两人很快认识了，时年22岁的水世芳会弹古琴，热恋中的高罗佩听她弹琴后对中国的古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保持终身。”

　　记者为采访戴晓莲，还专门购买并粗读了严晓星编的《高罗佩事辑》一书，得知高罗佩在认识水世芳前就亲炙于古琴大师叶诗梦，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建“天风琴社”，并撰写了《琴道》一书。他在重庆时还购买了不少字画、瓷器、中日韩书籍，还有被人冷落的古琴谱和古琴。

　　戴晓莲说：“是的，一点不错，我拜访老太太时，她就非常高兴地翻箱倒柜地拿出许多琴谱、信札和手稿让我看，数量之多，不可想象，而且在国内是无法看到的。这让我禁不住感叹：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外国人倒是最有兴趣投入研究的，而我们自己常常妄自菲薄！”

　　戴晓莲在访荷期间不止一次拜访这位老太太，聊往事，看资料，拍照片，还包饺子给她吃，贵族出身的水世芳离开故土半个世纪，总算吃到了纯正北方风味的饺子。高罗佩留下的两张古琴，断了弦，好久没人弹它了。“高罗佩收藏的中国古琴谱全都捐给了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他夫人对我说：高罗佩了除了一张脸是外国的，其他都是中国的，比我更中国！”

　　学生毕业后到哪里谋职？

　　就这样，身在体制内，艺在专业外，这漫长的15年成了戴晓莲艺术教育的空白期，直到2001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古琴专业突然“活过来”了。戴晓莲终于“归队”，成了名正言顺的古琴教师，也招收了她的第一名古琴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成立后，第一个古琴专职老师是于1956年赴任的刘景韶，40多年后，戴晓莲成了上音的第二个古琴专职教师。

　　“一年只招一个吗？”记者对古琴专业如此稀缺感到不解。但戴晓莲回答：“一个还嫌少？相当不错啦！到目前为止，上音古琴专业的学生也总共不过六七个，现在大二的学生仍然空缺。”

　　目前戴晓莲带三个本科生，两个研究生，还有副修学生，必修学生，选修学生共十多个。都是一对一地上课，每周课时排得满满的，另外还以大班课形式为全院本科及研究生开设古琴音乐理论选修课。

　　据记者了解，中国音乐类学院设古琴专业的并不多，古琴教学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形式就是一对一，像私塾一样。

　　因为早就接受前辈大师的亲炙，戴晓莲吸收了他们的教学经验来指导学生，提出“双基本功”的教学理念，即手指技能训练和识别减字谱，然后要学生深刻体会古曲中的意境和韵律。“理解经典古琴曲的真义，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而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个比较玄。所以我跟学生说，一定要多读古典诗词，体会韵律节奏，理解思想情感，想象古人的生活场景与气氛，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去作一番遨游。唯有此，才能弹好古琴。所谓高山流水，就是心灵的共鸣。”

　　同样一支古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愤练习，学生可以弹得跟戴晓莲一样，节奏速度都不差，但听上去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是神韵，还是意境？音乐之难，就在于没有硬性的评判标准。

　　舒曼曾经这样揭示音乐的不确定性：“在各项艺术中，没有任何一项会比音乐更难得找出它的理论基础。科学靠它的数学与逻辑推论；诗歌有它明确的黄金字句；其他艺术则有自然作为它们的仲裁者；只有音乐是可怜的孤儿，没有人能说出它的父母是谁。但是，也许正因为它来历的神秘性，才构成音乐之所以引人入胜的微妙。”

　　另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明摆在大家面前：毕业后学生到哪里去谋生？

　　戴晓莲沉吟一会说：“古琴，在大多数人眼里仍显属于旧式文人的玩意儿，是吃饱了撑的消磨。另一个现实情况是，现在中国的所有演出团体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了，自收自支。碰到配合重大纪念活动，创作新节目时会得到一些政府补贴，平时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多一个编制就多一份开支。而古琴，在许多人眼里似乎还不能单独在舞台上演奏，去担当宏大的文化使命。所以学生家长担心孩子学古琴没有出路，也情由可原。不过现在有一点让人欣慰，愿意学古琴的孩子一个一个冒出来了，他们是真喜欢。”

　　戴晓莲还说，“当下民族音乐面临的问题很多，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一直解决不好，中西结合，也一直在探索，今天最突出的就是艺术与商业的新矛盾，在古琴身上体现的问题其实也一样。目前生源少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哪天来报考古琴的人要踏破门槛，那我倒要警惕了。”

　　戴晓莲带出来的学生在近年来的全国古琴比赛中屡屡获奖，2007年，第一位专业学生在专业比赛中获得了金奖，副修学生也分别获得了银奖、铜奖，她的副修学生宓嵩杰本来是主修唢呐的，毕业后在上海民族乐团工作，但他在国内外演出并获奖的倒大多是古琴，所以被同事笑称为“不务正业”。她和她的学生还在“渔樵问答”古琴音乐会上登台亮相，将古琴与其他民族乐器组合在一起演奏，拓展了古琴的表现空间。

　　古琴能否“活在当下，秀出精彩”？

　　戴晓莲在教学之外，一直为古琴“活在当下，秀在精彩”努力着，她多次应邀赴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参加艺术节和举办个人古琴独奏音乐会，还在香港、台湾举办讲座和音乐会。香港和法国等国际唱片公司出版过她的多张古琴独奏专辑。此外，戴晓莲策划、组办了2007年第一届全国专业音乐院校教学以及古琴与其他乐器组合研讨会，组织了“渔樵问答”音乐会和“古琴名家音乐会”。2009年，她策划组织了“纪念古琴大师张子谦先生诞辰110周年”研讨会和古琴会，编辑出版了张子谦《操缦艺术》光碟，2010年9月举办国内首个个人演奏会“海上雅乐·广陵今在”。去年，她还假座东方艺术中心推出了一台非常成功的以古琴以引子的琴歌雅集音乐会，戴晓莲演奏古琴，毛宇龙演奏箫埙，高珊演奏箫，特邀嘉宾是昆曲名角张军和民歌演唱家刘芳瑛。

　　更具探索价值的是，戴晓莲多次与国内外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和知名乐团合作，使古琴这种更倾向内心独白的古典乐器，与现代中西乐器联盟，参与多声部重奏、现代室内乐综合组合等等音乐形式的创新性实践，开拓了古琴新的能量和空间，古琴曲随着她的成功演绎，走出国门，传响世界。

　　戴晓莲说：“我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以前龚一先生在上海民族乐团尝试过，再早些时候，1989年成公亮参加德国音乐节时，与荷兰长笛演奏家柯利斯·亨兹进行了合作，并录制了世界上第一张中国古琴和西洋长笛对话的唱片《中国梦》，美国女歌唱家克莱伦·麦克费登和印度敲击乐手拉米什·肖塞姆也加盟进来，他们合作录制的曲集全部是现场即兴演奏的作品，至今仍被专业的音乐发烧友视作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后来他还与音乐大师、环保推动者马修·连恩等数十位音乐家以即兴演奏的方式录制了《汇流》，也成了很成功的经典案例。”

　　今年戴晓莲又在筹划一个规模更大的 “丝竹更相和” 古琴重奏原创作品音乐会，形式上是古琴与各类中西乐器相配演奏，她请了国内外优秀的作曲家作曲，预计年底上演。这两个项目都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支持，当然经费还是不足，所以她还得四处拉赞助，最后公牛集团答应给她20多万元。

　　对自己的学生，她也鼓励他们参与多层次的合作项目，寻找更多层次的表达空间。学生陆笑姿受谭盾和张军邀请，在实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中担任古琴独奏。后来，她还被谭盾“钦点”为《英雄协奏曲》的全球首演以及在上海世博会电影音乐之夜上担任古琴独奏。另一个学生高珊今年即将毕业，但她向记者表示，将报考戴老师的研究生。为了让古琴走出象牙塔，在民间寻找更大生存空间，戴晓莲应邀在嘉定区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设了一个古琴班，就叫高珊等学生轮流去当老师，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前不久，现代舞者金星也邀请戴晓莲的学生为她新创作的现代舞配乐，古典与现代在台上对答照应，取得了奇妙的效果。

　　戴晓莲对古琴的明天还是充满了希望：“古琴很古，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顽强生命力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中，我相信它会争取到更大的空间，担当更大的使命。另一方面，在人心浮躁的当下，人们需要回归内心，无论静思、沉吟，还是养性、修身，古琴都是最好的对象与形式。我们要让古琴焕发出新的生命，与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沟通，与世界音乐爱好者沟通，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美丽信使。”

　　的确，很古老的古琴应该在舞台上焕发青春，也应该在舞台上寻找高山流水的知音。“非遗”毕竟不是锁进保险箱里的易碎品，使用或享受的人越多，它的寿命就越长，它的价值就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