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些回忆是散乱的，这些“历史镜头”也是不完整的。即或如此，我想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多么难得的优秀歌唱家。
镜头五
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故事片叫《梅花巾》。当时我们在上海先期录影片中的插曲。双江已先录完他的独唱《姊妹花》，正在等李谷一来一同录二重唱《梅竹同心永相爱》。就在李谷一即将到达上海时，北京《音乐周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致李××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把李谷一与邓丽君相提并论，说李谷一就是大陆的邓丽君，说歌曲《乡恋》和李谷一的演唱如何不健康云云。珠影的领导看到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正在苏州拍外景的导演张良，对使用李谷一表示质疑。张良停下苏州外景的拍摄赶来上海与我商量怎么处理这个事。张良刚到我们的住处向我说明来意，谷一也就到了，谷一听说这一情况后很气愤，当即表示不录了，要求立即回北京。我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我向张良说明李谷一并非邓丽君，另一方面又劝李谷一先别走。我向张良详细说明谷一即将录音的这首《为人做嫁几时休》的歌曲具有多么浓厚的民族风格，伴奏乐队仅用二胡、古筝、扬琴、琵琶、萧五件民族乐器；那篇批评谷一演唱中的“气声唱法”在我国戏曲当中早就有，由谷一演唱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和电影《南海长城》中的插曲《永远不能忘》里也用过。说服了张良后，我又再劝谷一坚持几天，等珠影领导的最后决定。张良当着我和谷一的面，向珠影厂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表示还是应请谷一演唱。珠影厂的领导同意谷一可以先录音，待谷一录音完了之后，张良必须立即带着全部歌曲的录音小样飞返广州向厂领导汇报。这时招待所食堂已关门，我说：张良，你请客吧？红房子。结果张良真请我们在法国西餐厅红房子吃了一餐美味。当张良回广州汇报时，想不到又出了意外：珠影厂领导对谷一的演唱和这首歌不但未否定还大加赞扬，予以顺利通过，反而没通过李双江演唱的《姊妹花》，说是“太洋了”，搞得双江连中午饭都没吃。因双江还要为珠影另一部影片录音，是同张良同时到达珠影的。双江很着急，催促张良陪他去找珠影分管生产的一位主要领导进行解释，把这位正在午睡的领导从床上请起来，结果是这位领导明确表示：“歌曲用也可以，但现在的管弦乐伴奏不行，太洋，必须让老傅另写一份民族乐队伴奏，否则，这首歌就不用了。”张良向我传达了这个“最后通牒”后，我为了保住双江的演唱，只好将此歌曲的管弦乐队伴奏谱作废，歌曲一音未改的重写一份民族乐队的伴奏谱，才算平息这场风波，这才保住了《姊妹花》这首歌和双江那深情动人的演唱。今天回忆起这件往事，真有点让人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镜头六
1980年在上海巨鹿路889号空军招待所。时间是紧接录完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影片《梅花巾》之后，我和珠影厂摄制组刚吃完中饭。送走他们，峨嵋电影制片厂影片《枫》的录音师就到了，他带来了影片中的三首歌词交给我作曲。其中主题歌《春天来了》，看后我觉得和影片的基调不吻合。影片《枫》是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是一种深深的伤痛，而这首歌词却是“春天来了，冰河解冻，百花盛开”一片春光明媚。于是我从上海江海关电信大楼给远在西昌拍外景的导演张一同志打电话说明我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我请他亲自另写一首主题歌歌词，他表示每天从早忙到晚实在是没时间，他要我写，我说我写也可以，但没时间再寄到西昌给你看，没时间往返讨论，因上海的录音棚都定好了，他说我不看了，歌词写出来你直接作曲录音。于是我就另写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枫叶飘》，并写成了一首深沉的慢三拍子的男声独唱，请双江来演唱。开始试唱时双江感到“不知怎么唱”，我说：我来教你，我唱他跟着唱，几遍之后，他就深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接着在录音棚里就出现了令人深为感动的一幕：双江面前摆着一个谱台，谱台上放着《枫叶飘》的曲谱，面对着上海电影乐团和指挥在非常动情的演唱“枫叶飘、枫叶飘、枫枝摇、枫枝摇、枫叶不知飘何处、枫枝摇过折断腰。心上人、心上人、怎离分、怎离分、咫尺天涯难相诉，为何亲人不相亲？”歌声是那样令人伤感、那样令人悲痛、那样震撼心灵，双江的泪水夺眶而出掉落在谱台上。当歌声唱完了，一阵沉寂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些对于录电影音乐司空见惯的电影乐团的女提琴手也感动的落泪，并跑过来抄歌片。这情景在我从前的音乐录音中还从未遇到过，印象极为深刻，至今难以忘怀。双江这种录音时落泪的情况在紧接这两部影片之后，录制八一厂由我作曲的故事片《雪山泪》主题歌《无言歌》时也出现过，可见双江对歌曲用情之深，表达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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