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曲《东方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会，而围绕这首歌，也有着太多的话题和故事。
一般都认为这首歌取自陕北民歌，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其实经考证，它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来是这样的：《东方红》源自于晋西北民歌《芝麻油》曲调，而原词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可见这本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调。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了《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了出来，李有源是重要的传唱人。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并续写了后面二三段歌词，正式命名《东方红》，发表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由东北文工团首演，从此，这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歌的代表作传唱数十年，成为歌唱人民领袖的一首代表性歌曲。
时代进入1960年代，《东方红》这支曲子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名，而且将它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于全台戏的序幕。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其场面之盛大，演员之众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接着拍摄而成的电影更是在全国各地引起观者如潮，《东方红》成了那一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由这首歌改变的器乐曲慢慢就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的地位，是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文革”时期有四大至尊歌曲，分别是《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大注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出版编印的歌曲集都要把这四首歌曲用黑体字印在最前面，目录则要和其他歌曲间隔一行以示区别。而在这四首歌曲中，《东方红》领头的地位不容置疑，“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第一首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最权威、最主流、最有影响、覆盖面最广的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有人注意到这当中其实有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歌曲《东方红》还不断生发出新的故事，它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全中国人民每天清晨都在《东方红》的大合唱或者器乐曲中醒来，它俨然成了中国的圣曲。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凡是毛主席要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东方红》的乐曲声伴随着响起。“东方红”这一名字更是被人们狂热追捧，全国各地以“东方红”命名的工厂企业、学校单位多得不胜枚举，“东方红”幼儿园、“东方红”学校、“东方红”公社、“东方红”街道、“东方红”拖拉机厂、“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据说在1966年“破四旧”的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让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70页）。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上面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各路专家费尽心血，让《东方红》不仅响彻中国，还要响彻宇宙。
就这样，《东方红》由一支民歌小曲逐渐升级为红歌圣曲。对于这首歌的感受，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说法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能够代表从“文革”那个特殊岁月走过来的人们。巴老这样说道：“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
“文革”噩梦已远去，一曲《东方红》，也就慢慢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