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名叫袁复礼的中国著名地理学家骑着骆驼，终日奔波在旷野的西北地区。他在进行地质考察的同时，常常被当地人哼唱的高亢、优美、悠远的歌谣所吸引。于是，袁复礼边考察边搜集歌谣。回到北京后，他在北京大学的《民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后来被人们所知的西北山歌---“花儿”。正是袁复礼的那篇文章，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第一次“闻”到了“花儿”的芳香。八十多年后，也就是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儿”因歌词中多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如今，当专家们回首“花儿”走过的漫漫长路，已能比较清晰地寻出它得以传承的脉络。来自“花儿之乡”甘肃省临夏州的王沛研究员多年从事相关研究，他认为，多民族传唱正是“花儿”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之一。他说：“‘花儿’这种山歌的演唱民族很多，演唱民族现在有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藏族、蒙古族 9个民族，这在世界山歌里是没有的；再一个，‘花儿’演唱地域也是相当广阔的，中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域上都在流传。”
学者们发现，在传唱“花儿”的9个民族中，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撒拉等民族，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其中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在演唱“花儿”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使用汉语。为什么“花儿”能够流传于语言、宗教和文化不同的民族之中呢？
甘肃省花儿研究理事会主席、兰州大学教授柯杨认为：“最早“花儿”是以汉族山歌为主的，后来慢慢地因为多民族的参与，它的音乐曲调上出现了很多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这就逐步形成为今天的歌。‘花儿’最重要的特点是多民族共创、共享这样一种民歌形式，它恰巧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文化结构特点，而且也反映了多民族相互友好往来，通过唱山歌的办法进行感情交流的活动。”
不同的民族之间以歌会友，但在演唱时，却也是各有各的特色。我们第一期节目中介绍过的撒拉族“花儿”歌唱家、有“花儿皇后”之称的苏平女士说：“撒拉族和藏族、保安族都住在同一个区域，歌手演唱时一句藏族的“拉依”，一句撒拉语，将两者融合，大大丰富了撒拉族的‘花儿’。同时，每个歌手还用民族语言渲染、丰富和发展‘花儿’，用民族情怀诠释‘花儿’。”
每年农历四至六月间，中国西北各地大大小小的“花儿会”吸引着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他们从几十里、几百里外赶来，聚集在一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纵情歌唱。从有记载其文字起，“花儿”传唱至今已有600多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花儿”得以传唱不绝呢？柯杨教授说：“因为山歌是表达人民心声的。情绪好了，他唱；情绪不好了，也唱，都要用歌唱的方式来抒发和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正是因为它是生活的必需，所以就会一代一代地传唱下来。尤其是大量的情歌，不管时代怎么变化，男女青年的爱情总是会有的，这是他们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花儿”这个名称，似乎也给了人们很多的想象空间，而“花儿”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其实更是广泛。除爱情外，耕作、祭祀以及农家日常生活等都在唱词中有所体现。可以说，“花儿”内容的变化，也正是中国西北地区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君仁在采风中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他说：“过去我在采风过程中也搜集到比方说(关于)香港回归、关于奥运会(的‘花儿’)。变化最大的就是他们自己生活方面的，最早他们没有汽车的时候，唱摩托车、拖拉机，后来唱吉普车、越野车、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手机，都在他们歌词里面出现。歌词自然而然就跟着时代走了。”
然而，受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古朴的“花儿”生存空间也在萎缩，喜爱唱“花儿”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但在另一面，时代发展也给“花儿”注入新的元素，比如，欧洲音乐和声理论和技术的运用、合唱方式的引入、“花儿”歌曲音、视频以及“花儿”网站、“花儿”研究者个人博客的出现，都给“花儿”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诚如“花儿”研究者郭正清所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开放性和包容性始终是“花儿”能立足之本的根源。他说：“这个民歌是一个最开放的民歌，它是在多民族融合的大背景和状态下形成的，是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元素以后形成的，所以它也容易接纳和吸收新的文化元素。每个时代它都进行创新，不同时代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学者们在研究“花儿”的时候，还发现，有些唱词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色彩，据说，这是因为爱唱“花儿”的回族先民曾使用过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语言，尽管汉语是他们如今的常用语言，但“花儿”在传唱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曾经生活的影子。而在当下，英国、美国也有一些学者痴情“花儿”，潜心研究。或许，正是汲取了太多的雨露，这传唱了600多年的西北山歌----“花儿”才会如此滋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