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歌声像芬芳而烂漫的琼花，她的知性融于感性，每每在舞台放射华光。
民歌演唱家方琼在学院派中有些 “另类”——她既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的学科代表人物，培养了一大批各族金嗓子，自己唱的却不全是民歌。多年前在贺绿汀点拨下爱上上海老歌后，一“恋”就是近20年。 10年前，她用学者的钻研精神扎进中唱上海公司的曲库，在整理几千首老歌的过程中，寻思着最能体现其文化意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唱了一路。
近期，方琼在北京推出“海上新梦”上海老歌音乐会，用不拘一格的唱法“震”了音乐界一下。央视音乐频道“上海老歌”栏目中，方琼多次为全国观众“开讲”。她与日本公司合作录制的老歌新唱片也将推出。在得知上海有这样一位精于老歌演唱和研究的“学者型歌手”后，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等纷纷发出演出邀约。这两天，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在台北举办的作品音乐会上，方琼以大气开合的歌声，担纲唯一的演唱嘉宾。
做了20多年“新上海人”的方琼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不过，跟她聊天时，时时还能感受到她身上湖南人的爽利、实在个性，依旧没变。
不必给老歌涂抹“口红”
记：4月20日，你将在东艺让曾经北上的老歌演唱会梅开二度。对于上海观众来说，这是不是他们理解中的老歌翻演？
方：从曲目上说，我所选择的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滩的经典老歌，很多人都唱过，但我希望为老歌找到富有文化意蕴的表现方式，每一首歌的唱法、舞台形象、乐队编配，它所要传达的风格和城市气质，都是有变化的，他们会发现方琼不是在用传统民歌的路子在唱，或者说不知道我的唱法可以归属哪一类。
记：怎么会喜欢上海老歌并以演唱上海老歌为方向呢？
方：在音乐学院上学时，贺绿汀把自己的老歌做成钢琴伴奏版出专辑，让我来唱《天涯歌女》等歌曲。刚开始，我模仿邓丽君的唱法，强调修饰与华丽，用腔特别多，还自感得意地加了很多“花儿”，贺老听后很不满意。他说，他的曲子压根就不是这么写的。他一遍遍让我听周璇的原唱。贺老说，这个歌表现的是十五六岁的卖花姑娘对生活沧桑的感受，你这么唱，就给她穿上了华丽的衣裳，涂上了口红。这次经历让我懂得了，在阐释上海老歌时，要尽可能传达原著的风格与意蕴。
2000年蔡琴举办上海老歌演唱会，我受邀配合演唱她用女中音不适合驾驭的曲目。通俗音乐与美声的通道不一样，弯儿很不好拐，用今天的眼光看，我那时唱得并不好，有点拿腔拿调。在这次演唱会上，我见到了《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的词作者陈蝶衣先生，当时已90多岁的陈先生劝我唱老歌。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认为我身上有老上海婉约的气质。他说，唱时代曲的歌手已经很多了，不缺你一个，上海老歌有几千首，够你唱的。当时内地歌手很少关注上海老歌，我想想也是，就这么“钻”进去了。
民族唱法不该自设围墙
记：如今市场上不乏老歌重唱者，你演绎老歌的心得是什么？
方：周小燕先生告诉我，现在人们对老上海时代有误解。很多人认为那个时代的演唱方式就是矫揉的“靡靡之音”，其实，这种情况只在小范围内存在。老上海并不只有歌女舞女，也有大家闺秀，它的整体风貌应该是优雅大方的，我们的演唱应该告别造作的“风尘味”。
有些人认为演唱上海老歌这样的通俗歌曲不需要水准，对此，我不认同。我研究老歌的路上充满了挑战。刚开始，我的发声方法和民歌类似，希望把声音“立”起来唱，后来渐渐明白演绎老歌需要的是不同的声音和风格。演唱有些歌曲时，那些看来柔情似水的拐弯、从华丽的音高滑落到低调的低吟等，驾驭起来甚至比唱民歌还累。既要婉约中见大气，又要不拘一格于唱法，我觉得难就难在需要具备专业上突破的精神。比如《渔光曲》，唱法上需要融入美声，发声上强调声音控制，和民族唱法很不一样。我就是在不断打破民族唱法条条框框的过程中，把不同唱法逐渐融会贯通起来。
记：专业界对你演绎上海老歌，态度有没有改变？
方：我2004年开始唱上海老歌，有人认为我“不务正业”，还有人劝我要唱“主流民歌”、晚会歌曲，但我认为文化意蕴深厚的老歌应该有人来唱，这个城市的“声脉”需要有人传承。好在上海老歌这样的演唱题材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作为歌者同时也是老师，我会借助学校的学术力量，继续将老歌演唱理论化、系统化，唱法个性化。
不一概拒斥学生“出格”
记：相比中规中矩的教学，你在学生心中好像有点“麻辣味”。
方：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刻的，教学又怎能用一个模式去机械套用？
当发现民歌专业的学生乐感不好，我会让他们多听听邓丽君的歌，听着听着对节奏的把握就跟上来了。在民乐教学时我要求学生学习京剧、戏曲，民歌演唱也可以向通俗借鉴一些方法。民族音乐讲究“共鸣腔体”，而通俗唱法是自然发声，双方互相渗透多好。我给音乐剧系学生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我会让她去听惠特尼·休斯顿的音乐。她唱的《保镖》主题歌，高音到低音音域变化极大却游刃有余，这也跟她用非裔民族特有的歌唱方式打通了通俗唱法有关，这是另一种“民歌”。
其实，我自己也在学。我常在网上听排行榜热曲，琢磨每首歌的演唱方式。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一些声乐教师习惯把自己关在琴房，不了解外面的变化。如果我们依然自诩为专家，局限在象牙塔里，对社会和行业发展缺乏了解，对新事物一味采取批评的态度，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问：你有时还“庇护”专业上出格的学生？
方：王品素先生当年跟学生同吃、同住，我也是这样学着做的。我想，教好一个学生，首先你必须了解他们每个人，了解他们身后每个民族的特点和文化。我做的就是让学生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定位。
学生扎西顿珠在本科二年级时报名参加了“好男儿”比赛，尽管他学的是声乐，但我觉得从外形到歌声，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便支持他。上音学生是否该去参加选秀曾引发了一场大争论，我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适合扎西顿珠的，未必适合别人。同样是我学生的常石磊，也会在学习中“出格”，这个时候先要想想他是不是个特别的人才。如果是，那我们就该把他们往适合各自发展的路上扶一把，帮一把。我也鼓励学生走出去，到实践中去历练自己，增强对于专业选择的信心和判断。
“千歌一面”是民歌的悲哀
记：对于培养学生，如今音乐学府的人才培养方式还有哪些不足？
方：我觉得音乐人才的培养应该坚持“高精尖”，比如上音至今仍保留着比较正常的师生比，让师生一对一交流，对人才才会有真正精良的培养。现在有的艺术院校一届招生三百多人，老师连学生的名字都记不住。有的老师一周不得不上40多课时，疲于应付，这样怎么因材施教，谈何培育英才？作为老师，我需要有时间和学生谈心。学艺的孩子虽有才情，在艺术人生观上却是一张白纸。有的孩子演唱天分很好，却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有人忽然赢得了荣誉，在闪光灯下会迷失自我，这都需要老师去加以引导。
记：现在的民歌界存在“千歌一面”、“千人一嗓”的情况，电视晚会上民歌的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你怎么看？
方：现在很多所谓创作歌曲，没有按照心灵的需要来创作，而是按照所谓的主题来写，有些人批量生产了不少应景曲目，到了什么节日就拿出来，结果是晚会越做越豪华，脍炙人口的歌曲越来越少。此外，作曲价格虚高，有些一曲成名的曲作者开价动辄几十万，一些急于求成的歌手跟风而上，这样砸钱催生的“批量创作”，质量难以保证。
现在很多歌手无思考、无个性，只一味模仿成功者，模仿她们的声线、服装、台风等，于是出现了一批小宋祖英、小张也，民歌演唱变成了“拷贝不走样”。一些导演挑选演唱者时要顾及平衡，导致出现“八个人唱一首歌”的奇特景象。对于民歌发展，这是让人悲哀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