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对“一声所爱·大地飞歌”的主创汪炳文先生就“怎么界定民歌”这一问题进行采访时，汪表示，“我们现在急需对‘民歌’有个全新的理解，民歌应该回归它的本质——人民之歌。”
与此差不多同时，光明网上也刊发了杨戈琪先生题为《让“民歌”真正成为“民众的歌曲”》的文章，杨认为，“现代保存下来的传统的民歌，很多就是那一时代的流行歌曲，如果我们想要民歌能继续焕发生命力，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解除我们人为地为民歌设置的种种禁忌，让那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具有时代的新鲜气息的歌曲，能自由地接受民众的选择，经历时间的考验，而不是因为我们观念的褊狭，人为地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总体而言，二人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民歌是“人民之歌”或“民众的歌曲”，而现在大家对民歌的理解妨碍了民歌的发展，所以，应该破除“人为地为民歌设置的种种禁忌”，“对‘民歌’有个全新的理解”，并通过 “一声所爱”来引导一场“新民歌运动”。
不可否认，二人的动机无疑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未必能带来好的结果。西谚云，“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由于过分扩展了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可能使“民歌”这一概念空洞化，成为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大筐——其初衷虽是使民歌“在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其最终结果却可能造成对民歌的毁灭性破坏。
任何一个概念，它存在的意义恰恰取决于它外延的相对封闭性——无限制地扩展其外延的代价就是其意义的空洞化。若将民歌界定为“人民之歌”或“民众的歌曲”，试问，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民众”？这两个概念包罗一切人，却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什么歌曲不能算“人民之歌”或“民众的歌曲”呢？其实，“民歌”之“民”，主要指的是“民族”和“民间”，而不是“人民”和“民众”。
民歌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内容与农业社会中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农业文明在现代文明，尤其是全球化的浪潮的侵蚀下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意味着，民歌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已经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换言之，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已经失去了民歌的创造能力，只有那些居住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少数地区的人们，还保留着民歌的生产能力——像神话与史诗的消亡一样，民歌必定会随着这些地区被现代文明所同化而走向消亡，并被“博物馆化”。
我所说的消亡，并非消失，而是说，就像博物馆里的收藏品一样，每一件都是不可再生的，坏了一件就少一件。自然，民歌里面的很多元素都可以为现代文明所“挪用”，但并不表明现代文明就有生产“民歌”的能力。所谓的“新民歌”，就是“挪用”了民歌中的某些元素，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带有民歌味的流行歌曲。在某种意义上，收集、整理、研究和抢救濒临消亡的民歌，比所谓的“新民歌运动”更重要。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某首民歌或某种民歌形式没有得到有效的保存，也就意味着，所谓的“新民歌”失去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形式。
其实，我倒并不反对发起“新民歌运动”，但是，绝对不能将“新民歌”界定为民歌，更不能用“新民歌”取代民歌。我更倾向于用现代的方式来演绎民歌，若以为“新民歌”这种“伪民歌”或曰“膺品民歌”能“复兴民歌”，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新民歌”根本不是“民歌”，以“新民歌”为“民歌”，会产生一种“劣币逐良币”的效应，将会抑制——甚至扼杀对于“民歌”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抢救。
汪炳文也好，高晓松也好，杨戈琪也好，一个是电视人，一个是音乐人，一个是诗人兼作家，毕竟不是民俗学家或社会学家，对民歌的界定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情有可原。但是，为自己藏拙计，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最好保持沉默，这应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则。没有任何人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即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他或她的所知也非常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