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琵琶和鼓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传入新疆,鼓传入我国后又传入日本。今天,很少有人将琵琶和鼓放在一起合奏,不过在敦煌壁画上,这两件乐器却是一对亲密搭档。为了重现这两件传统乐器合体的精妙,中国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与日本太鼓国宝级大师大仓正之助近日携手,用高超的艺术水准,向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琵琶与鼓“久别重逢”的对话。
敦煌壁画的老搭档终于重逢
说起中国琵琶与日本鼓的缘分,得源于章红艳心里一颗“好奇的种子”。
1992年刚刚毕业留校的她,随团演出前往敦煌。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自己手中乐器原始的样子,而且还发现琵琶和鼓似乎是一对亲密的搭档,成双出现的画面很多,小小的好奇心从此开始萌芽。
前后几次西部之行,章红艳走访了很多石窟,这些石窟不仅记录了琵琶的历史,还经常出现琵琶和鼓的组合。因为当代音乐中,二者的配合少之又少,这引起章红艳极大的兴趣。
也许琵琶和鼓在以前是搭配演奏的,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会有这种鼓,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它们还可以再次重逢……类似的设想,不断闪现在章红艳的脑海里。
直到前几年演出时,她偶然遇见日本传统艺术界国宝级大师大仓正之助,看到他手上的太鼓,这些设想都得到解答。“它的形制和我在壁画上看到的一样。”当时,两位艺术家即兴合作,琵琶弹的是中国的传统曲目,太鼓随即加入,他们只需点头示意进出的先后顺序。
琵琶弹拨的点状音响和太鼓敲打的点状节奏融合得十分默契,而人声吆喝的线状音响更给两位艺术家带来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是缘分到了!”章红艳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太鼓,依然抑制不住兴奋之情。
太鼓出自日本古典戏剧“能乐”,是其表演中的一种伴奏乐器。能乐在日本传统艺术中的地位如同中国的京剧和昆曲。太鼓演奏时,伴着人声的吆喝出现,带有很强的仪式性。尤其在表现人生从辉煌走向死亡的戏剧化过程时,演员走在长长的长廊上,每走一步一个鼓点,每一个鼓点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人生。
“它的加入让我感觉音乐被赋予了强大的张力,你能感受到它们的融合,而且我们都有同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章红艳说。正是这种音乐上的高度契合,让她和大仓正之助决定,一定要把这场演出带到中国。
10首曲目尽显音乐流变之美
“完全复制敦煌壁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在传播内在精神。”章红艳表示。
这场琵琶与鼓的音乐会更像是一次新的尝试——跨越历史时空的尝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特意为音乐会题名“西域流光”,意在传统文化的流变、流传生生不息。两位音乐家精心策划,选取了经西域流传、汉文化影响改编沉淀的10首经典曲目。
音乐会被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首先用歌咏天山美景的《天山之春》开场,琵琶和鼓的组合首次亮相,寓意两种乐器的同源性。接着是琵琶和鼓分别流入中国和日本之后变化出的新声,日本选了2首能乐作品《常若》和《文殊狮子》,意指太鼓在日本音乐文化中的重要性。中国曲目选了《天香》和《乐舞图》,两部作品展现了中国人对西域文化的理解。
第二单元是中日两国各自传统曲目中的经典之作。《三番三》是日本能乐中的核心片段,是一首感恩天地人、自然与人和谐合一并惠及众生的曲子。《塞上曲》是来源于中国琵琶传统大套文曲《琵琶谱》的段落,描写昭君出塞的传统故事。如此安排意在传达外来文化的流变和新传统的形成。
第三单元是历史的对话。3个曲目都以合作的方式来呈现。《西域流光》是琵琶、鼓和舞蹈的合作,《那拉提》是弹拨乐和鼓的合作,《淮阴平楚》是中国弹拨乐队和日本能乐队的合作,合作演出表现的是同源文化异化之后的再融合。3个单元的编排,几乎预设了本场音乐会的性格,它是厚重的而非流于表面,它是具有创新性的而非无联系的拼贴。
“这是琵琶和鼓探寻前世今生的第一次尝试。”正如章红艳所说,这场音乐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短短2个小时里,以西域音乐为源头,音乐家们带领观众走过陆地海洋,跨越历史千年,不仅听到同源文化的久别重逢,又看到异变文化的全新阐释。作为一次尝试,它开启了一条对传统音乐文化源头和流变的求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