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古老而珍贵的琵琶，风雨百年，见证了汪派琵琶四代传人淡泊名利、传承不息、信守承诺的美德，演绎了一段真挚的师生情谊，体现了汪派传人们的德艺双馨，胸怀坦荡，青春永驻。
在皖赣交界的浙岭北麓休宁县板桥乡，有个诗意的小山村，杨林湾，粼粼的浙水河从村前悠悠流过。在村子中间，至今仍完好地保存一座粉墙黛瓦清末民初老宅“继志堂”，梁柱上的“郭子仪祝寿图”、“百忍图”等栩栩如生。从这座普通的老宅里，曾经走出了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琵琶艺术大师，就是被誉为“现代琵琶艺术宗师”的汪昱庭先生。
开创姓氏命名流派先河
汪昱庭先生 （1872年—1951年），名敏，号子夷。 1872年9月29日（农历壬申年八月廿七日）出生于安徽休宁。 13岁随同乡到上海谋生，在南市花衣街上一个棉布庄学徒，后在纱布行从业。 1911年，汪先生受民主革命影响，在谭延恺部任职。袁世凯复辟后，汪先生弃官经商，跻身商界，定居上海，曾先后任恒丰纱厂业务经理、华商纱布交易所新亨花号经理等职，经营棉布棉纱，直到抗战爆发，于1937年弃商。
汪昱庭先生性格恬淡，生活朴素，待人诚恳，不求闻达，不逐名利。其喜好绘画，所画作品有板桥之手法，颇有造诣；更喜好音乐，通晓音律。初学笛、箫和三弦。闲暇时，常以书画、音乐自娱。 1900年，他在上海巧遇了琵琶名师王惠生先生，便拜师学艺，专攻琵琶，悟性极好。由于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断创新，终成上海汪派琵琶创始人，这是中国琵琶史上第一个以姓氏命名的流派。
汪先生的琵琶演奏以古朴、简洁著称，很讲究力度和音色的变化对比；他打破了“下出轮”的传统轮指方法，创造使用了从食指开始的“上出轮”弹法，此法被后人普遍采用至今，从而奠定了当代琵琶右手手型结构的基础。在技法上他还主张右手演奏时要形成拳心，并针对演奏者手的条件各异的实际状况，确定了右手弹挑、夹弹时 “龙眼”与“凤眼”的手形框架。可以说，汪昱庭先生对于琵琶技艺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21年，汪昱庭先生应上海大同乐会邀请，悉心传授琵琶技艺。受其教益的弟子不下百余人，其中在后来成为著名琵琶大家的有李廷松 （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哈尔滨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吉林艺专任教）、卫仲乐（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孙裕德（曾任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又兼课于上海音乐学院）、程午加（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金祖礼（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陈天乐（在贵州艺术学院任教）、张萍舟（在武汉音乐学院任教）、陈永禄（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等人。他们在传播和普及琵琶艺术方面，各自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追溯这些成绩的取得，应该归集于汪昱庭先生的教益。因此，后人称汪昱庭先生为“近代琵琶艺术的一代宗师”。
1951年，他在上海贫病交寒去世。他一生培桃育李，毫不保守，门人无数，许多弟子解放后都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校的知名教授和演奏家。
四代传人薪火相传
有一个关于他和他的弟子与一把琵琶的故事，至今在琵琶乐坛上长传不衰。
汪昱庭生前有一把清代老琵琶，是牛角雕头，紫檀琴身，象牙盘龙四轸，象牙镌刻双狮戏球复手，龟盘上是双凤及花卉纹饰，并刻有“张伯年”字样，极为珍贵。这是一个叫叶寿臣的弟子，在1925年的夏天，为了感谢师恩，遍访江南，从民间觅得赠送给他的。这把琵琶的“地牌”处有题词，刻着“人与知音，物贵得所，持赠君子春风入座。乙丑六月昱庭先生惠存寿臣谨赠”的字样。
汪昱庭十分珍爱这把琵琶，与琴朝夕相伴。他的另一弟子李廷松颇得真传，才华横溢，出类拔萃，因此，汪昱庭非常喜欢他。汪昱庭认为“名鞍应该配上好马”，曾三次向学生表示，他要把这把珍爱的琵琶送给李廷松。李廷松不敢接受老师心爱之物，曾几次推让，婉言谢绝。而汪昱庭却对他说：“此琴送给你，是让你发扬光大琵琶艺术，哪有推让之理？ ”最后一次，李廷松实在推辞不掉，只好说：“那就待先生百年之后，我来替先生保管这把琴吧。 ”此事暂时也就放了下来。
不久两人分手，天各一方，多年未见。而汪昱庭有心，在去世前特意留遗嘱，嘱咐家人一定要把这把琵琶交给李廷松。汪昱庭逝世时，李廷松在外地，不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由同窗告知。李廷松闻之，万分悲痛，即刻奔赴上海汪宅拜见师母，劝慰老人节哀。汪夫人即遵丈夫遗嘱，将这把带着蓝色棉布套的名贵琵琶递于李廷松手中。琵琶套是汪夫人亲手缝制，汪夫人还在上面用黄丝线绣上 “廷松仁棣惠存，汪昱庭赠，一九五一年”字样，表达了两位老人对学生的心意和期望。李廷松感激涕零。
后来，李廷松一直与这把琵琶相伴，视作先师的“精神支柱”。令人感动的是，李廷松晚年得病，在病榻上还不忘当初承诺，执意要把老师送给他的琵琶物归其子。因为他心里一直未忘早年承诺——“替先生保管这把琵琶”，从未视这把琵琶为己物。
1974年的夏天，汪昱庭之子汪天伟去李廷松家中探望病中的李廷松时，李廷松当着儿子李光祖的面嘱咐：“把…琴…取…回，还…给…汪…家”。当即被汪天伟先生婉言回绝，汪天伟动情地说：“这不是哪家的私有财产，我看光祖深得汪派真传，他有资格继承此琴，就让光祖继承了吧。 ”这样，这把古琵琶就传到了汪派第三代传人李光祖手中。
汪天伟在为后来出版的《汪派琵琶李廷松先生演奏谱》一书作序言时，深情地赞叹道：“1974年是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我看到我们民族的某些美德，仍在这位老艺术家心灵中闪光”。
后来，李光祖移居美国，这把古琵琶随光祖漂洋过海到了异国他乡。光祖在国外经常参加带着这把紫檀琵琶擦安家演出或举办独奏音乐会，展现了汪派琵琶的艺术风采，为国人争得了荣誉。
几年后，李光祖又把这把琵琶带回祖国，他要把它再传给他的弟子，中央音乐学院的琵琶教授郝贻凡。 2001年9月，汪昱庭的弟子们在北京举办“纪念汪昱庭先生逝世50周年琵琶音乐会”，在这次预演会上，李光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举行一个传赠仪式。 9月8日下午4点，在北京“全安皇都饭店”二楼会议厅里，在王恩韶先生（汪昱庭先生关门弟子）、汪天伟先生的见证下，李光祖先生当众宣读了《关于“张伯年”琵琶的安排》的决议书。赠予人李光祖、受赠人郝贻凡、见证人王恩韶和汪天伟，分别在决议书上签字。然后，李光祖将价值连城的清代“双凤紫檀木”琵琶，传赠给了中央音乐学院郝贻凡教授手中，这一历史性的举措，确认了郝贻凡为汪派第四代掌门人的地位。郝怡凡教授当众表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她要把这把琵琶作为汪派传家宝传给第五代及更多后人。
2011年9月，在北京、上海举办的“纪念汪昱庭先生逝世60周年琵琶音乐会”上，郝怡凡教授再次用这把琵琶演奏了汪派乐曲，表达了同样的承诺。汪天伟先生到场。
2016年6月份，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家姓·汪》摄制组工作人员，特地辗转杨林湾、上海、北京等地，找到了汪天伟、郝贻凡等当事人，并特邀了杨林湾村的退休教师汪用斌先生专程到合肥，在电视荧屏上与著名学者钱文忠、王立群等人一起，向全国人民讲述了这一感天动地的故事。
巍巍浙岭头，清清浙水河，永远铭记着这位从大山里走出的琵琶大师及其弟子薪火相传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