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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小档案
姓名：Francois Bossiere
中文名：方索
国籍：法国
职业：画家，教师
在中国生活时间：1年
本网讯：他几乎把自己打扮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吃中国饭，喝中国茶，交中国朋友，谈中国古人，打太极拳。从中国音乐到中国画，他乐在其中。他是一位在西方艺术中如鱼戏水的人，但他作品中的写意和留白却完完全全地Made in China。这个人就是法国画家方索。
“两栖人”
擅画中国画的西方人中，中国人熟知的一位是，康乾盛世长住中国52年的意大利画家朗世宁（1688～1766）。这位中国皇帝的宠臣，宫廷画家，把西画原理带入了中国，并亲自挥毫实践中国水墨画。然而，朗世宁笔下的风景，只是中国水墨的西式画法，一切从写实入手，两眼好像“照相机”，出发点和思维总也避不开机械写实的路子。
从一个名叫方索（Francois Bossiere）的法国人开始，东方意识悄悄渗入西方人的笔底，好像某位东方仙人一直握着这位洋画家的手在作画，那份写意和留白完完全全地Made in China。
从西直门地铁站下来，南行200米，是一家格兰维尔意式风情咖啡馆，法国画家方索站在下面，身着方格衬衫，淡发碧眼，身材颀长，颇像一个投篮手。从他握手的动作中，可以感觉到，这位酷爱艺术的西方画家，在东方文化中浸润良久，已经深谙“意到笔到”的原理和实践。
方索在北京的家不算太大，却布置得艺术味颇浓：书架上竖着各类中文书籍，从《八大山人书画编年图目》到《我的名字叫红》，可谓涉猎丰富。周围是他的绘画作品，多为水墨，十分东方。
落座片刻，手不离烟的方索起身，把音乐调响，刹时满室响起古琴曲，好像是天生为这些画配制的音乐。不但喜欢古琴，方索还喜欢中国的传统乐器琵琶。在西安任教时，一位学生把琵琶带过来，刚一开弹，方索登时爱上，他觉得那剔透的声音像极了西班牙佛拉芒音乐。虽然谈不上高雅，但淳朴得摄人魂魄。
1956年，方索出生在法国巴黎，从小酷爱绘画。他母亲来自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山厚重而荒凉，山里时常能拣到人类以前的贝壳化石。在史前文化浸润下长大的母亲曾经提醒方索：不要临摹！临摹不是你的。意在要他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东西表达出来。这位日后“精神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西方人，从小就懂得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重要性。
西直门是北京的热闹处，在这样热闹的地方作画，想要保持一份安静的心性决非易事。而从方索大量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已经练出了“身在红尘，心在五湖”的功夫。
2007年7月，他的画展《古坛大调组曲》在北京展出，一大批惹人眼目的新作端到人们眼前。他笔下洋洋洒洒的中国笔墨功夫，吸引了很多中国资深画家和评论家的关注。
有一种说法是，东西方文化是两座高峰，遥遥相立，如果双方要进行对话，必须走到谷底，在最低层次上进行交流。可是，当人们看过方索创作的中国水墨画，那份用毛笔勾勒出的中国明清空灵的山水意境时，这一说法实在需要重新考虑。从方索的画中，中国画坛的权威人士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人不但能解悟中国精神，而且能描摹出它的神魂。
见到方索之前，笔者曾经得知，他是一位在西方艺术中如鱼戏水的人。年轻时，方索几乎没有看过中国艺术品，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记并一直影响他的作品大都是他在30岁以前看过的。可以说，在艺术形式上，方索的参照系基本上是西方的。
我们的话题一开始就很跨国界：东方、西方，西方、东方，方索在这期间穿行，毫无间隔和距离。望着他笔下纯熟的中国味，禁不住自问，这位完全吸食洋文化长大的欧洲人，他是如何把自己潜心调整成深谙东方意象的“两栖人”的呢？答案好像并不复杂，因为方索说过，无论什么传统，艺术的终极追求都是相同的。
不满20岁时的希腊之行中，方索在克里特岛的赫里斯博物馆第一次看见了公元前两千年的陶罐、陶章、壁画，上面的花纹图案让他如醉如狂，“真的，没喝一滴酒，却连续三天处于神志醺醺的状态。”
此后20年间的某一天，方索忽然感到，需要在大尺幅的画布上试一下。第一批画布绷好后，他决定去一次马德里，那是他第一次去西班牙。在普拉多国家艺术馆，方索第一次见到了佛拉芒画家博斯的作品，比例夸张，变形怪诞。登时吸引了他的眼球。同时，他也全面进入了戈雅的世界，特别是戈雅在弗洛里达地区圣安东尼小教堂的壁画，那轻盈的笔触使方索感到一种十足的中国意味，而画家选择的却是地道的“西方”题材。
西班牙之旅，使方索真正成为了画家。一道门为他打开，而这道门连通着西方和东方。
20多年后的2007年，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从提香到戈雅》来到北京，在异国他乡，面对自己年轻时的功课，方索又一次获得了绘画带来的快感——直指心灵，不立文字。在中国美术馆，看到少年时代温习过的作品，方索竟激动得落下泪来。他特别希望中国朋友也能找到这样的愉悦——在最古典的艺术中才能寻到的感觉。
中国艺术：宁静与和谐
为什么会对中国文化如此兴趣盎然？面对这个问题，方索孩子般的一脸无辜：“不知道啊！”
1983年攻读《易经》、1984年开始翻阅《苦瓜和尚语录》(中国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的作品)。一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方索首先介入的就是中国的典籍，算来迄今已有25年。
“一画者，众有之本。”他对石涛这句话体会深刻。那份空灵和写意，西方文化中很难寻见。
1994年，方索第一次来到中国，东方文化第一次在这个西方画家面前揭开头盖布。方索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国人喜欢发问，西方人注重回答。屈原的《天问》，170个重磅问题，砸向读者。而西方人却注重回答。“比如，《圣经》中规定了你要这样，你要那样。”
从中国音乐到中国画，方索几乎把自己打扮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吃中国饭，喝中国茶，交中国朋友，谈中国古人，打太极拳。“中国的美学观念给了我一种自信。”
“我喜欢八大、徐渭。”这位颀长的法国人一字一句地说。他喜欢他们的简约，从中感受到的是瞬间的永恒。的确，在方索的作品里，渗透着中国传统画家八大山人的笔墨意趣。只不过，那是穿了西装的八大，神情里透出法兰西的高贵与优雅。
说起毛笔和油画笔的不同，方索直言，一个是软的，一个是硬的。他在北京到处搜罗毛笔，在潘家园、在琉璃厂、在国子监旁边一个八平方米的小店……
中国画使用宣纸，画画速度很快。作画之前先要在头脑中设计好，没有之后再加工的可能。中国画很节省空间，这几笔的动作，各种元素都结合在一起，“含金量”极高。方索认为中国画为他提供了一种精神自由：“中国艺术令人叹为观止。它向我们展示出众多意想，解答着人们对智慧、宁静与和谐的渴望。”
1989年底，方索与中国人类学家于硕相逢。后来，这位北师大跨文化人类学教授成了他的妻子。当年，在巴黎，第一次看到方索的绘画，于硕的第一感觉是“漂亮”，“一种带有野性的，带有神秘感的漂亮”，像她第一次看到西班牙或吉普赛女郎时的感觉。
婚后，于硕发现，方索每天早上都有一个“神圣仪式”。多年前的一个早上，洗漱完毕，他忽然用刚学的中文对妻子说：“我去找头。”心领神会的妻子立刻明白了，他是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醒来无“头”，“找头”逐渐成为方索的“神圣仪式”。方索的“找头”日课三部曲是：喝一杯咖啡，读三首诗，画三张水墨画。做这三样事情之前，不管妻子说什么他都接不上电路。
陪伴妻子去南阿尔卑斯山做人类学考察，方索来到山中，那是一个刻满十万多新石器时代岩画的神奇山谷。每日攀缘往返于山间小径，他竟找到了画室里才有的某种安静。方索恍然发现，原来，我们对“造化之功”实在一无所知。
“西方人不画山，却画海。”方索说，因为在西方画家看来“（僵硬的）山不能表现绘画的技巧，（流动的）水却可以”。
也许是对中国画家贪恋山水习性的沿袭，方索说，他愿意把海让给哲学家，而他去看山。在他眼里，“传统”首先是传，是收到要传下去。他奇怪的是，现在的画家却喜欢大城市，“没有长时间呆在山里”。
时代不同了，古人的心境今人很难把握。“如果我还想画山，在看过黄山或华山以后，我的别具一格是什么？”方索坦然觉得自己无法用范宽、巨然或郭熙的眼睛去观看，“除非我骑上毛驴，露宿山亭，隐居林中，过上一两个星期。”
今年暮春时节，方索与在西安美院的几位学生一起走秦岭，人迹罕见，野径难寻。恍然中，似乎有一种与古人感同身受的情愫。而现实中的人，更多地生活在大厦林立的都市中，在高速公路上拥挤、奔命，耳目间灌满广告信息，图像虚拟的世界大于现实世界。方索感慨，“从中我们怎么能够获得与古人同样的眼光啊！”
著名画家曾来德曾经说，在他见过的西方艺术家当中，方索脚踏两只船，但站的是最稳的，也是最坚定的一个。已经很难再说他画的纯粹是西方画，或纯粹是东方画。他是在两个东西之间自在地穿越转换，此一时彼一时，互相借助，互相采用，很自然、很自由，而且用得很好，得心应手。
在方索看来，中西方文化相距并不遥远。比如说保罗•柯立（Paul Klee）的思想和石涛的想法就非常相像。不同的时代，相差了几百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格，一个是油画，一个是水墨，他们有一个深层的相似。
在爵士音乐家蒙克（T. Monk）的作品中，方索听到了虚实关系最精致的表达。蒙克是一位美国黑人，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说，爵士音乐是美国音乐，而是说美（国）非（洲）音乐，“可谓是最跨文化的。”
在画家维梅尔那里，方索直接找到了中国的“留白”。这位荷兰画家的作品体现了油画的精粹，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空”——简直“东方”透了，“这绝不是我们对一位17世纪的油画家所能期待的”。
“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空白。透过细部的绝对精确，我们感到的是弥漫的不确定。我们不大知道那个年轻女人在做什么，她的衣服是如何做成的，她正在读什么，我们不得不去猜测。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油画，可是缺了一半，模糊不清，我们看不出画的内容……观者不得不去完成它。这也是我们在看八大的画时会遇到的。”
从维梅尔联想到八大，方索的思维跨度可想而知。他对中国的哲学概念在艺术领域的应用一直兴趣盎然。20多年来，他一直喜欢用竹签摆卦，再到《易经》中寻找答案。玩的时候，方索很少想到这是中国的。中国美学使他能够更直接地感觉和理解西方作品，省去了读那些汗牛充栋的文献的时间。
“方索身边有上百个速写小本子。他每天都画，365天如一日，像做宗教仪式一样，不敢怠慢，”于硕说。
方索使用的蓝颜色，使中央美院客座教授靳之林一下想到了中国的青花瓷。而他的灵感却来自安达卢西亚民居。某天晚上，方索翻看八大山人的画册，看着八大狂放不羁的圣人气魄，他忽然意识到，其实，西方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体现的某种神圣性是相当深厚的，只不过通过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东西方之间串来串去的感觉一直萦绕着他的思维。
文化贵在融合
有一年，方索的一位美国好友得到一张明信片，黑白的画里一头牛，被“斗”出几个矫健生动的姿态，牛的线条充满动感，十分像齐白石。这位朋友正在想：齐白石怎么能有机会看斗牛？翻过明信片一看才知道，画家竟然是方索。
方索一直对文化之间的融合津津乐道。比如，雨果的被流放，他曾对火烧圆明园进行尖锐的抨击，留下一篇千古长存的美文。以及路易十四的宫廷画家普桑，决意留在意大利而不回法国，无论法国国王怎样恳请。至于方索本人，则是在去了苏格兰高地之后才决心从事艺术，又是在西班牙才真正变成了画家。
“中国哲学讨论的一切我都感兴趣。我用它们印证我自己的存在经验和记忆。刚来中国时我很愉快，好像各种想法都一拍即合，相互接受。就我自己而言，我不需要先变成中国人，然后才汲取中国思想的营养并被接纳，”方索说。
还有一类瑰宝让方索珍视不已，这就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2004年5月，方索在北京准备展览，与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不期相遇，这似乎是一种缘分。靳之林告诉方索，他与一些农民艺术家一起工作，并邀请方索到陕北村中考察。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博物馆，陈列的全部都是农民自己的艺术品……
方索一口答应，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有机会去中国农村，去认识另一半中国以及它的艺术。事实证明，这一趟无比值得：方索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靳之林的故乡——延川是一个十分艰苦偏僻的地方，而那里的农民创作的剪纸等民间艺术品却异常朴真。方索激情地进入中国的腹地，登时爱上。
当时，还有一个中国的电视剧组也在那里采访。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摄像师告诉方索：“我来到这里已经三天，我忽然感到，自己不是个地道的中国人。”这话打动了方索。比起他，方索感受到的是双重震撼。在他看来，在中国内部，甚至在同一个省内部，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运转着，“拼贴感”强烈。可能正因为在民间有着这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方索认为，中国的文人画才得以凸显，并储蓄着足够的内涵。
“在中国，看我画展的朋友们经常会显得很受触动，这在法国是不常见的。朋友们认真地看，感觉、琢磨，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角度去诠释，作品是被重视的，尽管这并不总能用语言表示出来。”
方索很快发现，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当今的中国，处于急不可待的经济发展的加速度中，时空概念变得十分美国化。方索觉得，中国城市空间的现代结构，比欧洲更“西方”，人们很难退出局外，“心远地自偏”地去思考。由此造成的现实感受可能十分“错位”：中国快，西方慢；中国喧闹，西方相对安静。
方索说，这可能意味着，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人们却无法在传统理念上去画一座山，因为周围的事物在迅速变幻。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绘画的空间，而是一个拼贴的空间。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立体派艺术家就捕捉到了这一点。
于是，两年前，方索办画展时没出现的误区现在出现了。许多朋友同情他的汉语困难，觉得他很难理解中国哲学的概念。其实，方索经常听不懂的，不是“天人合一”，“道生一，一生二……”而是对这些哲学概念的解释。
悖论在于，贴得越近，理解反而越少。方索说，如同看一张油画，应该是前后移动着看，才可能全面把握它。
在许多当代中国的传统风格绘画作品中，方索看到了某种拘谨，如同他在欧洲19世纪西洋学院绘画中常看到的一样。他觉得，现在中国人画的国画，画面太满了，不是“似与不似”，而成了“似与似”。或许，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自我否定后，中国需要被自己和他人承认，冷静的批评尚未广泛展开。
从方索的第一个展览，到现在的第三个展览，画家曾来德都参加了。每次展览，他都会为方索的变化而感动。他觉得方索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但是，他并不希望方索彻底变成一个中国人。他希望，方索能始终保持“他者”的眼光，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吸纳，并且塑造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