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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先生同时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的时间总是被排得满满的，北方网记者经过多次约访才被安排。多年从事文化抢救工作，他奔走于全国各地；从网络或报端，我们了解到他不断有新作问世，或绘画作品，或散文、小说。
两种不同的工作要求冯骥才先生要时常在理性和感性思维之间游走。对于文化抢救工作，他说那是将理性思考付诸行动，对于激情创作，他说那是随时迸发、信手拈来的心灵渴望。于是，在冯骥才先生的世界里，他用思想和情感对话生命，履行自己的“心灵契约”。
文化遗产亟待立法保护
在冯骥才看来，文化抢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立法
众所周知，冯骥才多年从事文化抢救，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多年的奔走，让冯骥才生出很多感悟来。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跟物质文化遗产有区别。比如故宫、长城，这些都是物质性的，也是不可移动的，它是确定存在的。小件的物品比如一件陶器，它可以移动，但它也是物质性的。只要这件东西没有破损，它是永远存在的。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同了。它是指那些由人来携带的文化遗产。比如歌舞，比如羌族吹奏的羌笛，笛子是物质的，但吹笛子的技巧和感觉是非物质的。换一个人吹羌笛，他就吹不出羌族人的那种味道来。那种味道是羌族人与生俱来的，是代代相传，从上一代人那里感悟到的。这些技艺都是无形的，没有记录的，都携带在人的身上。而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容易就消失了。如果在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他们特有的舞蹈已经没有人再跳了，这种舞蹈就会逐渐消失。人们都不清楚它是怎么消失的。所以它是脆弱的，是流动的，是不可靠的。保护起来会有很多困难。”
冯骥才认为，商业规则的介入，对于文化抢救工作是一个致命打击。有些文化遗产如果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那么其含金量就高了，具有资源性和可开发的性质了。也因此，很多人就会去开发赚钱。他说：“比如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村落里，物质性的民族服装，一些大城市见不到的特色建筑都会成为卖点。而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传统，具有很好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民间文学就很难成为卖点。往往这样的文化遗产就不被人重视。如果民间故事不流传，那么它就会消失。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开发，就是把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拿到前台来，没有商业价值的就放到一边慢慢消亡，这也是一种破坏。”
前几年冯骥才到贵州黔东南地区去考察，贵阳有一个法国的女学者，她用小钱使唤一些文物贩子，让他们跑到苗族、侗族、瑶族的村寨去里，专门收购当地妇女们的特色民族服装。那些服装历经几百年非常古雅，上面的刺绣非常优美，包括首饰、银器都非常美。这位女学者要求文物贩子将卖家的姓名、民族、村寨的名字和年代都一一记录在卡片上。她把这些原始文件和服装分装起来，打成大包，放到集装箱里，一箱一箱往法国运。她说了一句话：“将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服装到法国去看。”贵阳文化厅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把这位女学者请走了。
这件事给冯骥才很大触动，他于是和当地的文化学者一起，在当地开展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并进行记录。在他看来，文化抢救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保护体系。国家应该出台一个保护性法规。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和专家组正在制定各种保护规则，然后再通过人大立法，从法律的角度去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小型博物馆 应对“文化空巢”现象
博物馆是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一种集中展示，博物馆留住了历史，也留住了人类文明。面对很多地方传统文化存在的徒有光鲜的外表，里面空空如也的情况，冯骥才把它归结为“文化空巢”现象。他说：“远古先民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生息，繁衍后代，生存的欲望需要自然宗教观念的帮助来超越自我，龙的传人以伟大的浪漫主义心性创造了灿烂的巫傩文化。这种文化诞生在南方地区(相对应的，北方叫做萨满文化)。现在，傩文化的代表性器具在诞生地已经看不见了，基本都流散到市场上。文物贩子们随意到各地去收购这些古物，在原生地周围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的古玩市场上，往往能够找到这些古物的踪迹。原生地如果找不到这些东西，那么历史的见证物就不存在了。历史传承的精神和骄傲也就没有了。有人说我们有很好的艺术，但是没有东西来证明。自豪感的依托载体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古玩市场的商贩们淘空了。当我在全国各地为了文化抢救工作奔走的时候发现，‘文化空巢’现象非常严重。”
对此，冯骥才曾经在出席全国两会时提交一个提案：在每一个重要的文化聚集地腾出两间房子来，建立小型博物馆，把百姓喜欢的、有价值的东西放进去。这种小型博物馆不必花很多钱。关键要符合实际情况，贴近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参观考察时，冯骥才看到那里的23个街区，每个街区都有一座小型博物馆。居民家里保存的一些有意思的小物件都会捐出来。他看到一位居民将家族传承200多年的袖珍小鞋店完整地捐给博物馆。小鞋店里每一个小钉子都很精致，很有历史价值，且独一无二。
借鉴维也纳的好做法，冯骥才在天津做过一次实验。他说：“天津老城拆迁的时候，老城东门里有一处三进院的老房子，我跟当时的市领导建议，把它建成老城博物馆。让百姓把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有意义的东西捐出来留在老城。不然百姓都搬走了，房子再一拆掉，老城的历史和文化就没有了。当时我和民俗专家张仲先生一起带头捐东西。后来有许多百姓也都来捐赠。谁捐东西，谁就会关心这个博物馆。现在老城博物馆里的文物堆得满满的。虽然人都搬走了，但是老城博物馆把那里的元气保留了下来。这块土地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会一直存在。人们对老城历史的情感仍旧会发挥作用。做这种博物馆不需要政府花很多钱，而是靠一种观念。我们要和百姓讲，这是老祖宗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过往不复的东西。每个地方都建立一个小型博物馆，留住那里祖祖辈辈的文化精华，我们就把家园的根留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