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小黄梅”：山西壶关秧歌

　被赞誉为“太行山上小黄梅”的壶关秧歌历史悠久，流传广远。据传明末清初开始流唱，到清朝嘉庆年间已盛行于壶关、长治、屯留、潞城、陵川、平顺等地，解放后广泛流行于晋东南地区及晋豫两省交界诸县。

　　剧种起源于生活

　　壶关秧歌源于生活，孕育在田间地头、院落、作坊，是劳动者心声的流露与感情的释放，有着厚实的群众基础。起初，秧歌盛行的地域是壶关邑南的赵屋和长治县的西火一带。这些地方煤、铁矿资源丰富，土法炼铁和铁业加工发达，主要生产钉鞋的钉子和牲口的蹄掌钉等日常用品。据考，壶关秧歌的曲调最早就是这些打铁人在炉坊里互唱互答、有滋有味的劳动号子，这应该是壶关秧歌产生并逐步成型的最初母质。是时，乡间的一些落榜秀才、文人雅士，冬季闲聊也常常三五聚伙到炉坊取暖聊天，听了铁匠们传唱的号子小调和简单情节之后，开始顺手编出了些唱段和小脚本，供打铁人再演唱。于是这最原始的壶关秧歌就渐见雏形了。

　　当初秧歌的演唱形式五花八门，不拘一格。往往根据场地、道具、人员的不同，采用清唱、对唱、轮唱、坐板凳唱和地圪圈唱，所以当时的壶关秧歌也叫“地圪圈”秧歌和“地朴楞”秧歌。由于只有简单的打击乐器，没有弦乐，故也称干板秧歌。开初他们除过年过节在本地演唱外，还走村串乡互相交流演唱。每到一地，领班人穿一长袍或长衫子，头戴成帽或裹一条白毛巾，左手举一上写“同乐会”的方形灯笼，右手拿着算卦先生用的摇环走在中间，生、末、旦、丑各行当随着转圈子，领头人边走边念顺口流“进来场里打圪叉，你们听我说说吧。同乐会来到帽东禾(村名)，就在这里演出啦”。然后由各行当轮唱具体情节，一轮每人四句，最后一人、最后一轮的最后一句唱出剧目名称，算是报幕。到了同治年间，秧歌剧开始搬上舞台演唱。

　　剧目来自于故事

　　壶关秧歌的剧目大都是根据民间的真实故事和传说编写而成，有的甚至原模原样搬上舞台。如干板秧歌的代表作《凤英女骂街》，就是根据当地这样一个真实故事编写的：清朝后期荫城铁业兴隆，来往商贾众多。凤英女二八妙龄，相貌出众，一些不安分的豪商则想偷情，于是差人前去搭茬。凤英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正派守节，一口拒绝。富商恼羞成怒，雇上地痞无赖用红土水刷了她家门扇(当时被视为家风不正，丢人败兴)，惹恼了凤英母女，于是就沿街大骂：“烧灰骨你贼心烂肚肠，半夜三更刷门欺老娘。叫你个短寿死在五黄六月天，狼扒狗扯挖你的黑心肝！”又如，有一个村民叫三丑，是个出了名的怕老婆。老婆经常打他、拧他的屁股，让他顶灯。后来有人据此编出了喜剧小戏《三顶灯》，剧中三丑唱道：“叫我顶灯就顶灯，顶灯也不是什么坏营生。只要不把屁股拧，那怕顶到天明太阳升。”还有《天齐庙》，说得是壶关县城北二十里天齐庙起会，张二喜去赶会后，闺女和隔壁青年强根相爱成婚的故事。剧中唱到：“我的名字张二喜，人送外号瞧戏迷。天齐庙上去赶会，住下要看连灯戏。闺女黑夜要害怕，我叫她紧靠墙根睡。”闺女与隔院小青年强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闺女误认为爹爹让她和强根一块作伴，故事由此展开。小戏利用“墙根”和“强根”之谐音增强了喜剧色彩。其余像《打酸枣》《偷瓜》等剧也都是根据农村发生的鲜活故事编成的。

　　壶关秧歌不仅赏心悦目的小型剧目多，且剧情丰富的大部头剧目也不少，如《双许亲》《烧刘三》《烧桃园》《松江口》(连五本)等。1965年已搜集到的传统剧目有近300本。经过加工整理，成为保留剧目的有《雇驴》《天齐庙》《苏姐姐梦梦》《打酸枣》《侍女登科》《连理狱》等20余个。自编自导的现代戏有《初次见面》《新老队长》《爱在深处》等。移植演出的现代戏有《朝阳沟》《红灯记》《李双双》《沙家浜》《江姐》等。

　　班社兴起于民间

　　壶关秧歌由“地圪圈”“坐板凳”演唱发展到舞台演出，最后形成业余和专业的班社，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演进过程。开初男人们在地里隔犁沟对唱，妇女们在一块做针线活轮唱，老太太哄孩子也干唱，还有的人想唱又害羞，就背地里小哼哼，悄悄唱，这就是人常说的“秧歌好唱口难开”。在壶关的赵屋、牢村和长治县八义、楼底一带农民中最初形成的秧歌团伙，夏天搭伴到长子、屯留等地打工，白天锄地干活，晚上就给雇主和街上店铺“坐板凳”唱秧歌，主户赏给四个盘子一壶烧酒，再给十文八文铜钱。后来他们觉得这样合伙打混不济事，就组织演员搬到舞台上演唱，于是秧歌班社则应运而生。据八义镇窑沟村老艺人李冬狗说，咸丰年间，秧歌班社达到鼎盛时期，壶关、长治相邻地带，十有八九的村庄有秧歌班，老百姓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一些较大的村庄甚至有两三个秧歌班。班社名称大同小异，如“自乐会”“自乐班”“同乐班”“三合社”等。这些班社每到一地演出都要在舞台前挂落头牌，在舞台后墙壁上留提笔，一是为了向观众公布剧目，起海报的作用；二是便于掌班人安排演出顺序，让演员也心中有数。上世纪80年代发现壶关集店、盘驼底、河口、长治县西火、东火等地的旧舞台上还留着提笔。除记载演出剧目外，有的还写上“××班社在此一乐也”，有雅兴的还留诗一首。

　　演出搬上舞台之后，剧目也随着发展。像《双许亲》《打南阳》《烧桃园》《白玉簪》等大型戏渐成主要剧目，《偷瓜》《天齐庙》《凤英骂街》等短剧目作为传统搭戏。戏人在唱腔上也不断创新，由上下两句唱，逐步增加了紧板、慢板、挑流板、悲板、垛板、数板等。服装、道具也时有增添。演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丫环小姐，都有各自的服饰。如生衣、旦衫、男女对披、开敞，文武生巾、将巾、罗帽，丑巾沙帽等各种髯口、刀枪、令箭，都成了不可缺少的道具。同时在化装上也有了讲究，小生、小旦还是本色脸；贪官、丑角嘴上、眼上抹一道白粉；山大王用朱红加黑锅灰添麻油调润在脸上画几道；女角都包头，抹口红、腮红；丑旦在耳朵上吊个大耳环。当时，舞台设置简陋，只有一桌二椅。照明设备更差，在台柱上吊个灯碗，添麻油，搓灯捻点燃照明，直到民国初期才开始换成汽灯。

　　当时也有一些开明富户下大本钱招名角，置服装，成立重点班社演出来发财赚钱。这样，反使秧歌的艺术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优秀演员。如窑洞村李冬狗的《苏姐姐梦梦》和《凤英女骂街》百看不厌，时有“看了冬狗旦，三天不吃饭”的说法。辉河村名丑王抬才在《白玉簪》中的名句“吸了一袋烟，美了老半天，就好比吕洞宾圪戏牡(得儿)丹”，东关壁名丑角杨茂林在《下扬州》一剧中的精彩唱词“一不溜的电线杆通呀，通呀，通到汉(得儿)口”，至今一些乡间老人们还熟记能唱。

　　抗日战争时期，壶关秧歌班社在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排出《兄妹开荒》《送郎参军》《支前路上》等现代小戏，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救亡工作。壶关县一区河口村民兵抗日英雄秦德彪是唱秧歌好把式，一次在盘驼底村的舞台上唱《三顶灯》，正顶着灯唱到热闹处，突然发现几个汉奸冲向台前准备抓他。于是他急中生智，“叭叭”两枪打灭汽灯，跳下舞台和其他民兵一道抓住了两个汉奸。这个故事在壶关流传至今。

　　发展缘由于改革

　　壶关秧歌在清同治年间发展成用锣、鼓、钗等打击乐器伴奏的简单戏曲演唱形式。基本唱腔以上下两句结构体为主要曲式结构，声腔为板腔体。唱词一般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有时也唱五字句(用于垛板)和四字句(用于贯口)。开初无弦乐伴奏时，演员上下场和句间换气休喘，舞蹈动作多是伴锣鼓音乐来完成，且无固定调高的限制，演员可根据角色的需要与自己嗓音的高低和音域宽窄程度任意定调，来表达剧中各类人物的性格与情感。其旋律清新流畅、唱词生活气息浓厚。

　　壶关秧歌山歌风味浓烈，板式结构不是十分严谨，便于吸收其它剧种的艺术元素。1960年，专业秧歌剧团成立之后，以靳华兴为首的音乐工作者潜心挖掘、研究、整理了壶关秧歌的基本唱腔，在仅有打击乐伴奏的基础上加了弦乐伴奏。同时在上党地区上党落子、梆子、襄武秧歌等兄弟剧种唱腔豪放激昂特色的影响下，将原来单调唯一的流水板节奏进行分散和紧缩，创新出了能表现较为复杂感情的散板(也叫三板，因板首击三锣而得名)和垛板；又谨慎吸收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以及当地民间音乐等诸家艺术精华，融汇于本剧种之中，由原来的纯板腔体发展为板腔体与联曲体伴奏唱腔。乐器主要有板胡、二胡、口琴、打琴、古筝、低音笛(兼长笛)、低音笙、小提琴、大提琴，后来又配备了电子琴。乐队由原来的上场口鼓板、大小锣、钗四五人的规模，发展为十五六人的较完整的伴唱乐队。

　　随着音乐唱腔的改革，壶关秧歌完善并发展了流水板、三板、垛板、数板、倒板、贯口、悲腔、哭板、花板、咏吟调等板腔形式，能够较完美地表达剧中各行当、各角色较为复杂的性格特征与思想感情，适宜于塑造多种完整的舞台艺术形象。

　　辉煌植根于群众

　　1960年后半年，壶关县秧歌剧团正式成立。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剧团演职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承并发展壶关秧歌那浓郁的地方特色、芬芳的乡土气息，清新细腻的唱腔，委婉多姿的表演，日益为广大劳动群众喜闻乐见。剧团的领导认为，壶关秧歌产生于群众，就要还原于群众，也就是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他们精排了《打酸枣》等10多个传统戏，移植了《朝阳沟》等6个现代戏，还新编了《初次见面》等5个自编现代戏，在到各地巡回演出的同时，坚持每年都要深入山区上山送戏，深受农民群众欢迎，老百姓亲切地称呼是咱们的“庄户剧团”。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山区人民“看戏难”，剧团制定了旺季在平川和城市演出创收，淡季在山区义务演出的基本制度，坚持每年春秋两季下乡义务演出。每次下乡除演出外，还负责辅导农村的俱乐部和农民业余剧团，并且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为了使山区人民普遍看到戏，他们学习内蒙“乌兰牧骑”，组成演出小分队，轻装简带深入偏僻山区和偏远小村演出。有的羊工、牛工和残疾人、老病号不能出门看戏，演员们就深入到家庭院落上门送戏。有一次，剧团从鹅屋往黄崖底赶戏，途中在山坡为羊工演了两场，为三户人家演了三场，在场的老百姓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纷纷拿出自家的核桃、柿饼、花生硬往演员们的背包里塞。1962年剧团到桥上公社演出时，支部书记杨鸿志得知全县最偏僻的梯脑山村自古以来就没有文艺团体去过，那里的老百姓根本没见过戏是什么样子，就当机立断抽调演员，自带服装、道具，自带干粮，攀登艰险的羊肠小道，上了梯脑山，自搭简易舞台，演唱了《打酸枣》和《迎亲路上》两出小戏。看了戏，老百姓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演员的手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啊！”

　　壶关秧歌剧团坚持上山下乡，深入山区为农民群众演出，新闻媒体多次报道，上级领导与专家多次肯定与赞扬。1965年《戏剧报》第8期载文《走“乌兰牧骑”的道路———记壶关秧歌剧团在农村的活动》，并加编者按语，向全国县级文艺团体介绍他们的经验。《山西日报》发表《壶关秧歌剧团发扬老八路作风到山庄窝铺上门送戏献舞》的通讯，还加了题为《当文艺轻骑兵，做红色宣传员》评论员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该团为山区群众送戏和《抢伞》一剧实况。1960年12月2日剧团在省城演出，当时分管文化工作的王中青副省长和牛桂英、王爱爱等著名表演艺术家看了演出非常满意。次日，召集省、市文化局、文联、剧协、新闻媒体进行专题座谈，称赞壶关秧歌是“山西戏剧百花园中的又一朵鲜花”。12月13日剧团又奉调到工人文化宫为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宣传部长黄志刚以及省委书记陶鲁笳、省长卫恒等领导专场演出《雇驴》等三出小戏。李雪峰在接见演员时热情洋溢地说：“看了你们的演出，使人耳目一新……小戏很有地方特色，我看可以到北京演出。”同年4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让山西省委宣传部通知壶关秧歌剧团上京汇报，该团团长杨鸿志和秘书牛逢蔚携带典型材料到省里开进京介绍信时，突然接到通知让暂缓进京。后来才知是“文革”即将开始，未能成行。1983年春季，剧团赴河南巡回演出，受到新乡、焦作、郑州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在郑州大剧院演出时，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到现场观看，亲切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合影留念。常香玉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地方风味很浓，很有特色。观众的多次热烈鼓掌就是很好的说明。今后沿着你们的路子走下去，肯定前途无量。”1986年10月《雇驴》在山西省首届电影戏曲艺术片颁奖大会上荣获“天龙杯”三等奖，属全省县级剧团唯一一家。自编的反映井下矿工生活的大型现代戏《爱在深处》，连续演出120余场，1988年10月剧团领导杨鸿志出席了在运城召开的“全国现代戏研究第七届年会”，该剧获超百场演出奖，奖给奖杯一个、奖金3000元。剧团涌现出的优秀演员有王招弟(旦角)、王立明(丑角)、冯桂莲(小生)、栗良菊(花旦)、陈秀兰(旦、生)等，县内外的“秧歌迷”几乎能扳着指头数出他们的名字。魏海玲、李斌还被评为二等优秀青年演员，栗良菊获全国曲艺大赛一等导演奖和省市戏曲优秀导演奖，是上党地区唯一的优秀女导演。最近，壶关秧歌已被批准列入山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名录。

壶关秧歌《打酸枣》剧照

壶关秧歌《二度情》剧照

壶关秧歌剧团为放牧的村民演唱

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接见剧团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