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的“宿命结”
王紫稼南归时，已经33岁。
身为一名戏子，到了这样的年纪，不免会考虑“转型”事宜，为后半辈子做些打算。其实早在北上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借自己在当地“娱乐圈”里的影响，积极构筑关系网络，特别是靠经常出入“诸豪胥奸吏”的宴席、Party所积累的“人脉资源”，做些“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的政治掮客勾当，时间一长，干脆“弃（旧）业不为”，也就是说，唱戏的不好好唱戏，反倒是靠名声和机巧谈说公事、包揽词讼，“为诸豪胥耳目腹心”，俨然一名“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的社会活动家。他做得很成功，当时“缙绅贵人皆倒屣迎”，便是日常出行也格外摆谱，无官无职的他竟“出入必肩舆”，犹如当代的成功人士开劳斯莱斯一般，想来真是排场和威风。
北漂三年的经历，虽说没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可对聪明如此、圆滑如此的王紫稼而言，倒算得上是他可以恣意张扬的绝好资历和通融资本。娄东无名氏在《研堂见闻杂记》里说道：“一旦走京师，通荤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王紫稼的张扬，还远不止这些。《研堂见闻杂记》还列出他“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馈遗，不可胜计”的恶行，已经到了“坐间谈及子阶，无不咋舌”的地步。他做人如此的不低调，难免有树大招风之嫌。像他这样一株“玉树”，临的若是微醺的春风也就罢了，一旦狂风骤雨扫来，他是无法承受得来的。
顺治十一年，也就是他南归的这一年，江南巡按李森先以“淫纵不法”的罪名，将其抓捕，“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也有说三日而死）”。那么，王紫稼究竟是被打死的，痛死的，还是羞死的？今天我们已不得而知。按道理讲，王紫稼纵是有不法行为，可也罪不致死。从表面上看，李森先将其“杖数十”，“立枷于阊门”，也都是按《大清律》条款办的，并无出界。这样的刑罚，在当时也是非常普通，一般来讲，也不至于要了人的性命。像王紫稼这般事关风化的“罪行”，打打屁股，游游街，应该更多是带有惩诫和羞辱的意味。那么，王紫稼的死，真是因为他太过娇嫩不经打的缘故么？难道他的死只是一个意外么？如果仔细考证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和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王紫稼的死，又并非那么简单。
这要先从江南巡按李森先说起。这位“铁面冰心”的李大人是山东人，明崇祯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也曾接受李自成的官职，入清之后又做过江西道监察御史，以“嫉恶特严”著称。他的老乡王士祯称赞他“有海忠介（海瑞）之风”，龚芝麓也曾赠诗夸他“睨柱冲冠君不觉，艰危头与壁惧还”的风骨气节。不过，也有持不同看法的。譬如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就曾揶揄他是“盖亦色厉而内荏者也”，就是说他因为害怕自己的历史不清白，所以才假正经，急着向新主子表功，向老百姓示好。但我以为这种说法有失厚道，且不论李森先在王朝更替时降贼仕清算不算“失节”，身为掌管风纪的御史，他还是极有原则和想法的。顺治年间，江南的抗清斗争虽说已烟消云散，但社会仍极为混乱，地痞流氓横行不法，豪强劣绅侵欺百姓，还有一些新任地方官更是视江南为发财之地，肆意侵吞贪污，民愤极大。对此，李森先到江南后，首先劾罢贪官淮安推官李子燮和苏州推官杨昌龄，接着便是清除危害地方的流氓恶棍。
当时，有一位叫三遮（或称三茁、三折）的奸僧，宣传邪教，煽诱良民，奸淫妇女。李森先微服私访，甚至乔装打扮，亲自前往第一线搜集证据，“尽得其状”后，立马将其抓捕归案。王紫稼的“淫纵不法”，也正是李森先整饬苏州风纪主抓的两个典型案件之一。当时两人（三遮和王紫稼）几乎是同时被抓，也是同时受刑，并相对立枷于阊门之外，一同受死的。同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花案”可以参照。《坚瓠集》载，当时苏州有一个金姓恶棍，与一帮纨绔子弟在虎丘搞选美比赛，他集中许多苏州名妓，像考进士一样，按照她们姿色高下，分授为状元、榜眼、探花和二、三甲进士；举行颁奖仪式时，“倾城聚观”；活动结束后，还要“画舫兰桡，倾城游宴”，搞得是满城乌烟瘴气。对此，李森大为恼火，他抓住金姓恶棍曾在前明时犯下杀人之罪的把柄将其拘捕，并当场命人扒了恶棍的裤子就打，“决数十，不即死，再鞫，毙之”。耐人寻味的是，金姓恶棍被打死后，围观的百姓竟是“欢声如雷”。由此观之，李森先对这几个性质相同、事关风纪的案件的处理手法，如同一辙，那就是量刑得当，不违背《大清律》，但动起刑来，却是格外得狠，甚至可以用残酷来形容。简而言之，他要的就是皮开肉绽的视觉刺激和必死无疑的撼人效果。
顾公燮的《丹午日记·哭庙异闻》中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既然被定性为妖，那么便不能当作人，于是怎么被虐杀，怎么被嘲笑，就不再重要，百姓也终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看笑话了。当王紫稼与三遮和尚披枷带锁、鲜血淋淋地对立在阊门之外时，围观百姓中有好事者突然想起戏文，念及王紫稼所演《会真记》里的红娘，又看到对面一个大和尚宛若戏里的法聪，于是，颇有幽默感的吴中百姓面对两个血淋淋的肉身，竟也会“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被官府定性为恶人、被文人定性为妖人的王紫稼，就这样以一种“非常态”的形象，在屈辱、惊吓和疼痛中，草草结束了生命。对于他的死，吴人似无冤词，也许是经历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洗礼”，他们对个体性命的生死早已麻木，或者说是已经无所谓了。而按《艮斋杂说》里的说法，“谓识者快之”，那就更进一步说明看他不爽的大有人在，至于王紫稼该不该死，以及为什么该死，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自然，王紫稼的朋友持有不同的看法。同是王紫稼和李森先朋友的龚芝麓，就在《王郎挽歌》里婉转地说道：“只愁卫玠应看杀，那得焚琴汝辈人。”在读书人看来，王紫稼的横死，或者李森先的杀法，都太“煞风景”，不够风雅。由此想来，读书人的人情，真是薄得要命，淡得可怕。相比较而言，倒是王紫稼那些同道中的朋友，还算情深意重。正如诗云：“昆山腔管三弦鼓，谁唱新翻《赤风儿》？说着苏州王紫稼，勾栏红粉泪齐垂。”
读书人的情感最是复杂，也最难揣测。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里，曾就龚芝麓写给王紫稼的挽诗中竟用“坠楼”、“赋鹏”之典批评道：“拟人不伦，悖矣!”其实，不是龚芝麓不懂，而是在他心里，王紫稼终只是他曾经赏玩过的一件人形“宝器”罢了。
用典纵是深刻，诗词纵是漂亮，可我却以为，它们比不上“勾栏红粉”的半滴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