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我的心啊在戏曲

                                                         《剧苑情缘》中刘厚生与太太的合影

    本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将“特殊贡献奖”颁给了91岁的刘厚生。这是白玉兰首次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位戏剧理论家。“年纪最长”，“资历最深”，“硕果仅存”……人们不约而同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可是在他眼里，自己不过是个看戏看成了精的人。 刘厚生：我的心啊在戏曲

　　敲门声响过之后，刘厚生拖着缓慢的步子亲自来开门。91岁的老人，身体弯成了将近90度，曾经1米80的挺拔个子，如今看上去不足1米70。他很坦然地笑笑，说“唉呀，我这个腰不好。护腰带了十几年了，每天都要带上大半天”，说着就把外衣提起来，用手敲了敲那个齐胸高的硬壳子，发出“嘭嘭”的声音。他又指指自己挽起来的裤脚管：“再加上年纪大了，人也缩了，原来的裤子，现在都长了。”

　　这是北京北二环旁的一幢高层。房子是二十多年前文联分的，四室一厅，基本没怎么装修，除了旧，还透着零乱。这些日子，他正忙着收拾东西，“到了这个岁数，得安排自己的后事，不安排好的话，将来给别人添麻烦。”很多人都会忌讳的话题，他说来却淡定得很……

　　对于人生的终极命题，他不伤感，也不恋旧。刘厚生更愿意向前看，“戏曲界的事儿多，虽然现在不开会不看戏了，但还是关心，着急。”所以，他安排后事的方式，就是和老伴儿把多年积攒下来的50万元人民币和两三千册藏书都捐给了剧协，建立青年图书馆。别人调侃：现在还有人看书吗？他却说得认真：搞戏剧的人，不能不看书。而且，书放在图书馆还能得到妥善的保存。

　　家里的书架因此空出来了一大半，但地上、桌上仍然堆了不少书。“乱得一塌糊涂”，他一边说一边抬起手来摆了摆，灯芯绒的上衣袖口已经磨破。书桌当中那块没有被书侵占的空间，摊着几张稿纸，是他为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写的序。“每天写一点，不敢多写，不然眼睛吃不消。”去年，他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但因为做不到“少看近，多看远；少看小，多看大”，恢复得并不好。说起这事儿，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戏剧家游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一直劝他不要再写了，可他说这本书角度很特别，他实在很有兴趣，有很多话要说。”

　　一个星期之后，上海大学教授朱恒夫收到了刘厚生亲自去邮局寄来的序言书稿。3500多字，一笔一划地写在稿纸上，清秀、工整。

　　他虽然腰很弯，但骨头很硬，永远都实事求是，不偏不倚

　　刘厚生的书房很乱。一来是书籍堆放得到处都是，二来则是他的藏书包罗万象，连武侠小说都有。他说平生最钦羡的就是那些皓首穷经，以一生精力钻研一个题目的学者，对那些抓紧一切空隙时间，甚至在逆境中努力进修而卓有成就的人更十分佩服。而自己看书却很杂，抓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专攻一项，吸收得也不好，再加上因循懒散，虽然一辈子都在读书，但正经做学问的时间却不多。“到老了，后悔也没办法了。”他摆摆手，温和而自嘲地笑。

　　然而，在圈里，他却是人人敬重的评论家，精通中外戏剧和各门类的中国戏曲，虽然没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但对中国戏剧和戏曲的现状和发展却有着准确的判断，提出的观点往往一针见血。他组织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戏剧卷，中国戏曲学会推出的《中国当代百种曲》丛书也是在他的倡议下编纂而成。

　　尽管毕业于国立剧专，但相比于戏剧，刘厚生对戏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话剧本身就是新的，发展的问题不大，而戏曲的发展才是紧要的事；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学戏剧出身，但搞戏曲的时间更长，了解得更多些。早在1948年，他就进入袁雪芬主持的雪声剧团，以担任剧务为名从事进步工作，从此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之后，他在上海市文化局担任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和处长周信芳一起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戏剧家应耐良现在还记得当年与刘厚生在处里共事的日子：整天看戏，审查剧目，去芜存菁。就拿京剧《乌龙院》来说，之前上演时会为了取悦看客而让演员做出有色情意味的表演，审查时就去掉了。因为工作强度太高，有时候为了放松神经，刘厚生还会约大家下班后打牌。

　　刘厚生特别重视剧目的创作，在他的观点里，剧目是一个院团、一个剧种得以生存发展的载体。周信芳艺术研究会会长、曾经担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的黎中城告诉记者，当年上海京剧院创排新编历史戏《曹操与杨修》，业界争议很多，刘厚生作为中国剧协副主席和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自始至终给予支持。后来上海京剧院重排《盘丝洞》，同样得到了刘厚生的肯定，评价说这出戏有浓重的海派特色，又有很多京剧技巧在里面，鼓励京剧院除了《曹操与杨修》这样厚重的新编戏之外也要多排此类剧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厚生提出上海京剧院可以尝试一些海派剧目连台本戏，如今被视为经典剧目的《狸猫换太子》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创作出来的。前几年，上海京剧院创排《成败萧何》，他应邀飞来上海看初排，很喜欢，觉得有分量，有思考，很好看，但又担心会不会因为主题过于沉重而失去观众，建议创作者增加舞台上的可看性。他更是为全本《长生殿》十年护航，本报老记者、《长生殿》的制作人之一唐斯复这样回忆：2002年夏天，我带着剧本初稿到他家征询意见，相当于五个剧本的篇幅，他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2007年，他在看完四本的正式演出后出席研讨会，对创作进行全面点评之余，还衍生出了对昆曲创作的看法：“像《牡丹亭》、《长生殿》这样，把一流大作的传奇整理成多本的新连台本戏，肯定是昆剧发展道路之一。”

　　“他虽然腰很弯，但骨头很硬，永远都实事求是，不偏不倚。”评论家龚和德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这也正是刘厚生受人敬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2006年，上海昆剧团将《邯郸梦》整理公演，刘厚生非常喜欢这出戏，称之为“我最赞赏的戏之一”，却并不认为上昆版是唯一正确精彩的版本，“正好像多种《牡丹亭》一样，你王仁杰可以这样缩编《邯郸记》，也一定会有别人那样改写；你上昆、计镇华这样演出，当然也欢迎别的剧团另起炉灶。”他甚至还提出，上昆版对于剧中八仙的处理，也还有斟酌考虑的余地。他总结戏曲艺术和戏曲事业在1949年之后的快速发展，并不将其看做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提高之后的一通百通，指出“这里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根源就是戏曲从辛亥革命前后起就接受时代的推动，进行了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或成或败的革新。“有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根本方针，又有了还很新鲜的具体的经验车辙，就使得我们一着手进行戏曲改革就走上正途。”2006年，文化界纪念越剧诞辰百年，他回顾上世纪40年代开展的越剧革新，特别提到南薇和韩义两位元老，感慨他们的坎坷遭遇：“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仍然要说，假如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应该有所总结、评价）中，对南薇、韩义他们能够一分为二，多些尊重，多些宽容，多些耐心，更科学地帮助他们在艺术实践里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他们当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的新的成就。那将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收获，更是越剧的财富。而今天，我们只得无奈地说，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如今，年过九旬的刘厚生仍然牵挂着戏曲的发展。在他的书架上，叠着厚厚一摞某京剧专业期刊。从书架边走过时他很不满意地说：“这杂志编的不怎么样，京剧的前途问题，革新问题，发展问题，都没有好好讨论。”对于地方剧种的衰落，他尤其感到忧心忡忡。“情况不好。政府重视不够，而且院团都企业化了。”说完，叹着气。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尽管对戏曲一往情深，但也承认“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承认戏曲也会衰老，“如果被时代淘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在他看来，有一些地方剧种还有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可以跟着时代往前走，“只要吸收新的营养，同时保留自己的特点，通过竞争，生存得好一点。”

　　出门看戏，回家看书写文章

　　大概是在5年前，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去淮阴调研。当时刘厚生正在扬州开会，听说此事，专门赶到上海来和大家汇合，再一起坐五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淮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八十五六岁高龄了。在应耐良的记忆里，只要是和戏曲有关的事情，刘厚生都兴致盎然。

　　因为，他爱着这一切。

　　关于刘厚生的爱看戏，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中国剧协秘书长刘卫红说，他每天都要看上百场戏；游默说，他一周起码有四五个晚上在看戏；应耐良告诉记者，即便是那些不出门看戏的晚上，刘厚生的老伴儿也会在睡觉前帮他把电视节目调到央视戏曲频道；他自己则说，这辈子占据他生命最多的事情，除了开会，就是看戏。看戏是一份体力活，但对戏的热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使命感，让他能够抵抗不断增长的年岁和不断下降的体力。唐斯复回忆2006年《长生殿》进行第一、二本试演，85岁的刘厚生作为第一批观众，带着老伴儿到兰心剧场观看；2007年又专门来上海观看四本的正式演出；“2008年，《长生殿》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我问他：您还看吗？‘当然看。’他斩钉截铁，于是，又连续四天走进剧场，每看一轮是十个多小时。《长生殿》精华版问世，2009年在苏州首演，他依然是第一观众。”最近一两年，他才渐渐地不看戏了，“晚上打车不方便”，但碰到有新戏上演，还是关心得很。前段时间，他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新编京剧《霸王别姬》的文章，特地剪下来，寄给同样关心着戏曲的龚和德。

　　看完戏，回到家，他就坐进书房，埋头写字。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李玉茹一生都是个勤奋的人，身勤手勤，思想勤奋，而且越老越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说，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从十五六岁起就学着写稿子，这么多年来，他在家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到底写了多少篇，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他参加活动和看戏后的所思所感，他自谦地称之为“千虑之一得”，还有不少则是应邀为别人写的序跋。因为刘厚生的业内的名望，很多人都愿意请他写序，他甚至得了个外号：“序言专业户”。然而，尽管是受人之托，他写序言却从不虚情应付。朱恒夫就说，很多人担着写序的虚名，其实都是在现成的稿子上签个名，但刘厚生却不一样。他总是亲自把书先看一遍，认真思考之后再动笔。刘厚生不会用电脑，文章都是他一笔一划写在稿纸上。为了写这些字，他虽然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却一直恢复得不好。前些年他来上海时对应耐良说，觉得自己写文章已经大不如前，累得很——以前可以一气呵成，现在第一天写的两千字，第二天一看，不行，要改。但他还是坚持写，还鼓动老朋友跟他一起来写。黎中城说，自己近年来事务缠身，疏于写作，“他（刘厚生）就一直叫我写，说现在缺好的剧本，又说我大半辈子的经验，不写太可惜。”应耐良也说：“他老催着我写回忆录，说写下来都是珍贵的资料。说脑子要多动，不写文章也可以写日记。还说你是能写的人，不应该不写。”

　　他爱戏，也爱那些和他一起在戏剧和戏曲界结伴前行的人。龚和德记得，以前每次和刘厚生一起到上海出差，他只要有空余时间，不休息，到处跑，去看望黄佐临、王元化、袁雪芬这些老朋友。这些老朋友大多住在医院里，“他也不跟接待单位要车，也不舍得打车，就自己挤公交车去。”逢年过节，同行们惦记他，给他写贺年卡，他每封必回。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单跃进跟记者说，自己今年其实很纠结，怕他回信太累，但又很想表达心意，犹豫再三，还是寄了卡，结果春节没过多久，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在刘厚生的文章里，有很多是纪念前辈名家之作——他说自己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完成别人的约稿，抽空写一些自己想写的，而这些纪念的文字，就属于后者。“最近你们报纸的《笔会》上那篇谈梅兰芳的稿子，就是我想了好多年要写的。”那些文字就好像一幅幅人物肖像，准确、灵活而生动，同时又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他自己的样子，证明了那句老话：人以类聚。比如他写黄宗江，说他是一个“富有才华但毫无骄矜自大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但绝不是没有鉴别力，没有分寸感的庸俗的老好人”；一个“胸无城府，直率坦诚具有民主风度，但并不粗暴，决不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人”；一个“交游广阔，朋友遍天下但不是没有是非的人”；一个“写作快手，下笔千言，言必有据，但不草率，有时对某些人某些事说了又说，写了又写，或以为病，其实念念不忘正是他真挚的感情”；一个“有原则的自由思想者”。他在纸上留下自己对这些朋友的情谊和敬意，真诚地希望年轻一辈能够了解他们。

　　一件呢大衣穿了几十年，却捐出了毕生积蓄50万元

　　和很多学术大家一样，在生活上，刘厚生只有小学生水平。他的老伴儿曾经跟应耐良曝料，说他分不清菜的好坏，难得买个菜，回来有一大半要扔掉。但是，今年春节过后，老伴儿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他除了照顾老伴儿之外，也不得不做起了自己不擅长的那些家务事，比如熬点粥，下个面汤，或者拄着拐棍儿下楼去买点包子馒头馄饨水饺。前一阵子，他给龚和德打电话，说自己现在熬粥已经熬得很好了。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钟点工一个星期来一次，主要是打扫卫生洗洗衣服。朋友们几次三番劝他让钟点工多来几次，起码可以每天帮着做一顿饭，他却说用不着，没必要花那个钱。

　　“抠门儿，太抠门儿”——很多人都这么评价他。龚和德说他一辈子舍不得买新衣服，一件呢大衣穿了几十年，只有在出国访问时才穿得笔挺。刘卫红向记者透露说，夫妇俩在北京生活，一个月的花销加起来不超过1200元，大多数时候都保持在800多元；他开会带回家的那些材料，用完了不舍得扔掉，在反面写字；一顿饭，微波炉反复加热，能吃上三天。过年前，剧协的工作人员去看望他，发现老两口的衣被都旧得不行，二话不说帮他们把棉被换了，想再换件棉袄，他不答应，说“我这辈子就穿这件棉袄了，不用换了。”旁人看不过去，他却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总是说：“一张床就这么大，一个胃就这么大，够了。”

　　但是，对别人，对社会，他却慷慨之极。中国剧协老干部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老干部们为玉树、舟曲捐款的明细单，刘厚生和老伴儿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各捐了一万元。去年，两人更是把毕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给了中国剧协，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当天给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打了个电话，请他上家里来一趟。季国平还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赶紧过去，到了以后，刘厚生从屋里端出一个纸箱子，打开，全是一捆一捆的钱，叫季国平“今天就拿走”，还特意关照说不用请示，也不要宣传，“要不然我们就不高兴了”。季国平当时就愣住了，回过神之后，问他们这么多钱怎么搬回来的，刘厚生的老伴儿很得意地回答说，是她今天一万明天两万那么一点点从银行取回家的。后来，剧协还是举行了一个小仪式，包括游默在内的老朋友们这才知道他捐款的事情。“很多人都不赞成他这么做，说50万元，能起什么作用？成立基金都嫌少。他自己还过得那么苦。”游默对记者这么说，心疼心酸之情溢于言表。刘厚生却说，希望剧协用这些钱办一个图书馆，鼓励年轻人读书，演员可以提高文化素质，外行也可以多了解戏剧和戏曲。他一直认为，内行要站到更高的角度，外行要站到戏曲的内部来，两者结合，戏曲向前发展就有了力量。

　　“老年人，生活简单得很，没那么多需求。”这一次，当记者再度问起他捐款的事时，他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所以希望自己别生病，别糊涂。“我从二十多年前开始，每天早晚做点自我按摩，梳头，揪耳朵，保护思维能力。挺管用，起码到现在还没糊涂。”他说着，抬起手在头上摩挲了两下。

　　刘厚生小传：

　　江苏镇江人，1921年1月生于北京，1931年移居上海。

　　1935年起观看了上海各大剧团演出的大量话剧，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后在重庆、成都、上海、台湾等地从事话剧工作，做过演员、导演、剧务、剧团领导和剧刊编辑等。于1948年末在上海开始转向戏曲。1949年后在上海全力投入戏改行政工作，担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主持创办了《上海戏剧》杂志。1964年调任北京，历任中国剧协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和中国剧协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志》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自上世纪40年代起陆续撰写了剧本、剧评、戏剧研究及散文等，著有《刘厚生戏曲长短文》、《话剧情缘》、《戏边散札》、《剧苑情缘》、《我的心啊在戏曲》等大量戏剧论著。

　　2012年，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

　　刘厚生整理论述的《戏曲诀谚》

　　1950年代末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前后搜集并配发解释论述，发表于1961年《文汇报》。

　　一不扭众，百不随一。一人不过二人智。

　　强调剧团社班团结，解决个人与集体关系。个人应该尊重集体的民主原则。

　　唱好戏的，好唱戏的。懂得道理，才会唱戏。

　　好的戏剧工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人。“道理”指艺术道理，也指做人的道理。

　　红角儿不是架弄的。

　　不能硬捧成优秀演员，必须依靠高尚的道德和真实本领。

　　戏中人物无大小。

　　不是说角色没有轻重，而是要求演员不应轻视戏少的角色。任何角色都是不可缺少的。

　　后台如绵羊，上台如猛虎。艺高不压人。

　　演员上台必须精力充沛，一丝不苟；而在台下，即使是“大角儿”，也不能站在群众之上。

　　一台无二戏。“一棵菜”

　　指出舞台艺术必须完整的原则，反对各自为政、自我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

　　装农像农，装贾像贾，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中国戏曲表演有着程式化的特点，但是决不能把程式化理解为形式主义或简单的类型化。应当极为重视表演的真实性。

　　生旦净末丑，文物昆乱一脚踢。

　　演员必须有全面的修养，必须能演多样的角色。真正做到“一脚踢”是困难的。但是应体会其精神：一个优秀演员应该尽可能懂得多些。

　　一响遮百丑。

　　虽然有点片面，有点讽刺意味，但是强调了基本修养的重要性。应看做是对唱功的重视。

　　开蒙开错，如火焚身。

　　必须反对一般化，要看到每个学生的特长，因材施教。

　　死学活用。

　　中国戏曲讲究基本技术功夫的规格，但绝不是为技术而技术，而是重视技术的活用。

　　戏不够，神仙凑。戏没接骨丹，就得上神仙。 唐三千，宋八百，三国列国无其数。

　　关于编剧。前两条讽刺那些缺少生活的作者。后者说明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剧目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