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二胡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的一生就是二胡的一生,因为它曾使我苦恼,也曾使我高兴;它给我带来过信念,但也给我带来过灾难”这是一位已过古稀之年的慈祥老人——我国民族拉弦乐器的大胆革新者曾宪勇在接受记本报者采访时真情流露。
有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在国内二胡界和乐器制作行业乃至海外都颇有影响力;他的一生都活跃在我国民族拉弦乐器——二胡改制的前沿里,他就是我国乐器协会团体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会员,武汉市曾宪勇民族拉弦乐工作室的主任——曾宪勇。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位慈祥的老人给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二胡结缘50余年的经历,在他娓娓道来的故事中,除了对这位老人的肃然起敬,更多的是赞叹。
从小痴迷于二胡
曾宪勇先生于1940年3月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一个穷苦的家庭。在他7、8岁时就已经喜爱音乐了,曾先生告诉我们:最初他并不是学二胡,而是笛子。但是吹笛子气息是很重要的,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而营养得不到保证,吹到高音时总是会出现头晕的现象。没有办法,就放弃了笛子。在他11岁的时候,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位卖艺先生拉二胡,他感觉那声音就像说话一样,悠扬动听,从那时起,他对二胡产生巨大的好奇,总是跟在卖艺先生身后,研究那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就那样,连续跟了一年之久,对二胡慢慢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但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能力买到二胡,只能趁伙伴不在家的时候,偷着伙伴的琴拉,当然,被伙伴发现后责备是免不了的。直到1954年,姐姐给了他1块8毛钱,买了一把竹筒子的二胡,才拥有了渴望已久的、属于自己的第一把二胡,从此他开始没日没夜的练琴,家中父母的反对,他拿到野外去练;左邻右舍的反对,他用布包起来练......他说:“小时候,就是喜欢,他就像我最亲密的朋友,跟他(二胡)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已经拥有了整个世界,很兴奋。”
二胡改变其命运
“这个兔崽子,连饭都吃不饱,还整天在那玩这破玩意(二胡)”,这是曾先生在最初学二胡时父母对他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父母的反对而减弱对二胡的痴迷,1956年正读初一的他,参加了中南音专邓先凯老师举办的二胡学习班后,三个月的学琴时间,他进步飞跃,以一首《汉宫秋月》获得当时武汉市举办的“乐器大赛”一等奖,当他把奖状、笔记本、钢笔这些奖品拿回家给父母看的时候,父母从此以后再不反对他学二胡了。学校也为了鼓励他,给他买了一把35元的紫檀木二胡,他说:“那是一把天价的二胡了,当时市面上的二胡只要3、4元就能买到。”学校的这一鼓励给予了少年时的曾宪勇先生更大的学习动力,在之后参加的各种比赛中总能够脱颖而出,就这样他走上了二胡这条路。直到1957年6月,他凭借自己过人的音乐才华顺利进入湖北省武汉市民族广播乐团,从此他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由于当时的政策需要--人民公社征兵。1960年,曾宪勇先生也应征入伍当兵,最初,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当修理兵,一个专门修理汽车的工作;后来,由于曾宪勇先生有过人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技艺,他被调入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担任部队各类文艺节目的专职演奏。从此以后,曾宪勇先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他的二胡,为他改制二胡的心愿奠定了基础。
标新立异制胡琴
每一次在演奏二胡曲目尤其是高难度曲目时,曾宪勇先生深感到二胡的音量、音质、狼音等问题影响着自己的演奏质量,他说:“在我们下部队慰问演出的那段时间,与观众的互动是不多的,基本上就是你在台上拉琴,大家在台下听,每一次的演奏都很尴尬,只有前几排的同志能听得到,后几排的同志就听不到了。尤其是高音,太不理想了,有时只看到人在动,却没有声音出来,即使走到我的身边也无法听到。”为此,他产生了改进二胡性能的念头--下决心要改进二胡的音量、音质、狼音等问题影响着演奏质量的问题。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一边演出一边改革,1961年,曾宪勇先生在传统的二胡上设计并在琴筒上添加了一个“附加共鸣箱”,这一改进,音量增大了,尤其是高音,特别明显,并且还解决了二胡的狼音问题。后来,1964年曾宪勇先生将共鸣箱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呈喇叭的型,发明了将琴杆安装在琴筒外,克服了松动、走音的问题,增强了稳定性,扩大了共鸣箱的空间。他带着这把新型的乐器--64-2-1型胡琴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演奏了《豫北叙事曲》,引起了全场的共鸣,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对他的改革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他还在当时全国乐改展示交流会上试奏此琴,后经中央音乐学院王湘老师科学测试,肯定了他的改革成果。64-2-1型胡琴的革新成功,鼓励了曾宪勇先生更加积极地开拓思路,他先后研制出65-2-2,65-2-3和65-中型胡琴。1965年原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民乐队正式取用他改革的椭圆型琴筒二胡及中胡(65-2-2型、65-2-3型、65-中-4型)。1972年又研制成第一把三弦二胡(72-3-5型),1973年研制了三弦双千金大擂(73-3-擂),1975年,他被邀请到桂林市歌舞团教授大擂并用三弦大擂参加演出,观众反响强烈,得到了尼克松的女儿、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的赞赏,桂林市委书记一再挽留......在前进的道路上革新,他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宪勇先生潜心研究胡琴,他发明的“三弦二胡”和“改进型胡琴”受到同行及社会的广泛好评,并先后于1999年7月2日获得名称为“三弦二胡”、专利号为98235984.5的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权,于2004年4月28日获得名称为“改进型胡琴”、专利号为00115978.X的发明专利专利权。
文化内涵赋琴身
在曾宪勇先生潜心改革研制的胡琴里,借用了古琴的“四美”原则--韵律美、材质美、工艺美、书法美。他把中国画的“天人合一”、写意“的审美观念融入到各式各样的琴头、琴筒的塑造中。并在一些部位加以装饰,以诗文、书法题刻琴名。对此,他是这样认为的:“胡琴作为一种载体,不仅仅是演奏的工具,它还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滋润起来的枝叶,是生长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一支奇葩,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物化!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那就是小看了它、欺负了它、冷淡了他、不尊重它。所以我把一些诗文、书法、赞歌等镶嵌到胡琴上,丰富它本身的文化内涵,让民族艺术精神在乐器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记者后记】
或许人生便如同曾宪勇先生革新研制出的胡琴拉奏的一首首乐曲,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旋律,而正是有了低谷中的抗争与拼搏,才有了力量积蓄后的爆发;把二胡当作自己一生的曾宪勇先生就是那个在理想的路上,勇往直前的战士。他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傲骨,拉奏出了人生最强烈、饱满的音符,用生命的所有激情,挥洒出动人心魄的美。
对话曾宪勇:
记 者:在你革新研制胡琴的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解决?
曾宪勇:实际上真正最大的困难是怎么说服自己,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困难。我的理念是什么呢?如果将二胡也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来追求,把它作为-个作品来对待,将它作为一个栽体,将料、皮作为素材而熔入我的生命,以此来展现我理解追求的形式美。这就是我制作二胡的理念!要与时俱进,任何时候也要与时俱进,要改进,找出确实固有存在的缺点。但是在改制过程当中,要有一个和社会适应的问题,不能够固执不变,觉得自己做的都是最好的,是不容丝毫改变的,这就坏了!而是要不断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否定自己当中的错误才能出成果,这里就要有两个勇于:一个是勇于听取意见,一个是勇于否定自己。这才能够不断的前进。
记 者:怎么看待“女子十二乐坊”这种新民乐?
曾宪勇:作为民乐的载体,它不应该是单一的,哪一种是最高贵,哪一种是最低俗,这种看法本身是不科学、不人文的。这跟什么是艺术是同理,艺术就是将我的精神,靠一种载体把它反映出来,体现我自己对一些美好事物的追求,体现出来的是美感。那么他们作为一种载体,能够反映他们自己对美的追求,并且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使受众得到了审美亨受,起码得到了娱乐要求吧!这怎么不可以呢?我是支持的。但不是唯一的。
记 者:您拉了一生的胡琴,为什么至今没有收过一位学生?
曾宪勇: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那么多精力,我认为拉胡琴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有灵性的,不是说你想拉就能拉的好。它要求的条件比一般的工作要高一些,它需要一双拉二胡的手,也极需要对音乐的敏感度,对胡琴本身的敏感度,还要对胡琴本身的一种深沉的爱,更重要的就是耐得住寂寞,花时间刻苦的练,缺一不行。如果你只想玩一玩,只是作为一种消遣,那就不需要跟我学了,我们一起切磋就行了。